基金小镇到处开花谁会成为中国版格林尼治

基金小镇到处开花谁会成为中国版“格林尼治”？

各地在积极推进基金小镇的建设，部分基金小镇做出了自己的特色，并朝着产业化和品牌化方向发展。从功能来讲，这些基金小镇在构建金融生态、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转型、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数量较多，基金小镇面临同质化严重、服务内容待提高、品牌不清晰等问题。

40多年前，投资界传奇人物巴顿・比格斯来到格林尼治小镇，创立第一家对冲基金。此后对冲基金开始在周边涌现。与此同时，政府借助税收政策、环保、市政等资源与经纪人、基金配套人员等强强联合，形成了金融集聚效应，格林尼治小镇也成为全球“对冲基金之都”。鼎盛时期，曾有4000多家金融机构总部迁至格林尼治，如今当地仍有近400家对冲基金总部，掌管了超过1500亿美元的资本，享誉全球金融市场。

与国外基金小镇自发形成路径不同，我国基金小镇多由特定单位发起运营。从2015年开始，政策层面加大了对特色小镇的扶持力度，基金小镇作为特色小镇中的一种类型，得到了迅速发展。据多方了解和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基金小镇上百个，近三分之一分布在浙江和广东两地。

如今各地仍在积极推进基金小镇的建设，部分基金小镇做出了自己的特色，并朝着产业化和品牌化方向发展。从功能来讲，这些基金小镇在构建金融生态、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转型、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基金小镇数量较多，更多基金小镇面临同质化严重、服务内容待提高、品牌不清晰等问题。

大势所趋

据业内人士介绍，基金小镇尽管是舶来品，但其出现和发展是大势所趋。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势在必行。私募基金作为重要的直接融资方式，对引导和吸引民间和社会资本参与经济建设、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投中研究院在《2018年中国基金小镇白皮书》中提到，一方面，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使各地政府努力推进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而基金小镇本身对当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资源汇聚、增加税收能起到实际作用，使其成为各地政府争相争取的一种新兴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得益于我国近年来私募行业的迅猛发展，各类型基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为基金小镇建设提供了坚实的行业基础。

从2014年2月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对私募基金行业进行定义和规范，开展基金管理人登记和产品备案工作。随着私募基金行业有序发展，其所发挥的作用也逐渐得到社会认可，且金融产业集聚效应开始显现。2017年2月，中基协正式发布通知，提出将开展专项活动，支持服务各地基金小镇发展。

根据中基协数据，截至2020年9月底，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24480家，同比增长0.33%，已备案私募基金91809只，同比增长15.16%，管理基金规模15.12万亿元，同比增长12.84%。

从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注册地分布来看，集中在上海市、深圳市、北京市、浙江省和广东省，总计占比达70.53%。其中，上海市有4641家、深圳市有4489家、北京市有4343家、浙江省有2063家、广东省有1728家，数量占比分别为18.96%、18.34%、17.74%、8.43%和7.06%。

这意味着，并非所有区域都具备基金小镇生存的肥沃土壤。业内人士提到，丰富的私募资源，是基金小镇发展的先决条件。金融产业集聚区的形成，核心在于当地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金融需求。作为轻资产行业，基金业态最重要的三大要素是资本、信息和人。无论在哪里搞产业集聚区，只有集中这三项要素，基金小镇才能持续发展。

随着私募行业的发展，一批具备本土特色的基金小镇逐渐走入市场视野，它们在构建金融生态、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转型、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各展身手

投中研究院认为，基金小镇模式虽然起源于国外，但国内基金小镇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参考国外基金小镇自发形成的发展模式，而是各地结合自身经济条件和面临的社会现实组建而成。以主要发起方和实际运营主体划分，我国基金小镇运营模式主要分为三大类：政府主导型、政企联合型和企业主导型。

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据了解，玉皇山南基金小镇一期所在的位置，已经历两次产业升级换代。此前，这里曾是陶瓷品交易市场，粗放的落后产能面临淘汰困境。2009年起，废旧仓库被改建成文化产业园区，在政府引导下，吸引了一批轻资产的文化创意企业进驻，但资金短缺问题凸显。为解决文创企业融资难问题，从2010年开始，基金公司顺势入驻，一些私募机构、银行及券商也陆续跟进，借此实现从文创园区向金融园区的转型。

截至2019年，玉皇山南基金小镇累计入驻金融机构已达2510家，资产管理规模11200亿元，实现税收23.01亿元，自2015年创建以来累计实现税收超90亿元，位列浙江省已命名特色小镇第一名。

通过一系列运作，杭州市上城区实现了从块状经济、县域经济，到开发区、文创园区，再到基金小镇、金融小镇的产业更迭。通过腾笼换鸟，空间资源得到了有效升级改造，并借此实现生产力的提高。

作为政企联合型代表，北京基金小镇采取“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模式，成为唯一以基金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特色小镇。目前北京基金小镇已入驻基金机构超过1200家，累计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7000亿元。在北京基金小镇的入驻机构中，国有控股、参股的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占总规模近50%。小镇基金“国家队”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在广电、水务、水环境建设、市政、科技创新等领域进行投资。

地处特殊地理位置、私募资源丰富，也让北京基金小镇对风险防控极为重视。成立至今，北京基金小镇事前入驻审核拒绝363家，事中清退174家，总拒绝家数达到537家。

据了解，北京基金小镇风控工作覆盖事前、事中、事后。事前入驻审核重点包括场所、资金来源、实际控制人、关联方冲突业务、股东情况、高管经验以及相关违法违规情况。事中入驻后监控是全方位、全流程的常态化、动态化的审核监管，依托金融监管科技，实现智能化管理，构建科学完善的风险指标体系，对入驻机构进行风险评价。在事后的整改处置方面，对于通过排查存在问题的基金管理人及基金，北京基金小镇会同相关政府主管部门要求企业限期整改、清退。

“风控工作做不好，何谈生态？何谈发展？绝不能为一时的利益，而放松风险防控这一重要工作。”北京基金小镇负责人表示。

前海深港基金小镇是企业主导型运营模式的典型代表，采取市场化运营，尽管成立仅两年，但已发展成为前海首个金融CBD。目前基金小镇的出租率已超过八成，园区内汇聚了数家知名公私募基金、金融科技公司，以及银行、券商、律所、基金行业协会等金融服务机构，其中包括深圳市认定的总部企业10家，产业聚集初具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前海深港基金小镇是首个提出入驻机构实地办公的基金小镇，这一点和大多数基金小镇走的“注册制基金小镇”路线并不一样。来到园区的金融机构客户必须实地办公，实地开展业务。在人才、产业聚集的基础上，大量项目、资金、思想观点汇聚于此，能够进一步开发出市场化的金融服务新业态。

在前海深港基金小镇看来，“实地办公”这一要求，和各地政府纷纷亮出“抢人”大招的逻辑共通。有人才，有人气，业务开展才有源泉，产业服务和产业投资才有坚实基础，虽然在现阶段摒弃了“量”，但却夯实了发展的“质”。

寻求发展

尽管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各区域基金小镇都在寻求契合自身情况的发展方向。据多方了解，各地基金小镇的成立诉求也不尽相同。有的想要盘活当地资产，有的为了吸纳资本，有的出于税收目的，还有的仅仅只是顺应政策要求。但想要具备长久生命力，在业内人士看来，归根到底基金小镇要找到服务的本领。

某基金小镇高管表示，找到资本获利出口是基金小镇发展的关键因素，不管是投资者、出资者还是管理者，包括围绕这些主体服务的银行、券商、律所，基金小镇能否为他们提供载体和空间，提供发展运营的平台，让他们在这里找到资金、找到项目、找到优秀人才。归根到底，服务见真章，运营基金小镇，其实就像运营企业一样，找准自身优势，提供优质产品，这样才能吸引更多顾客，并在该过程中发展自我。

业内人士普遍把基金小镇看作是“彩虹桥”，即打通政府审批部门和市场主体的行政障碍，为双方带来便利。市场主体直接面对政府部门，会有一定的语言障碍。而基金小镇能够充分了解市场意图，形成审批语言和专业材料，提交相关部门。另外，多数基金小镇有政府主导或国企背景，前期已经与各地方政府的审批部门、金融行业监管部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良好的沟通，具备天然的信任感，政府相关部门也更信任基金小镇的工作。

从产业园区概念来看，业内人士提到，中国园区发展一般经历三个阶段：1.0阶段是政策导向，比如足球小镇或者产业园，都有园区相应政策，招商引资也源于政策招商，模式简单可复制；2.0阶段是产业招商，锚定某一产业，吸引产业龙头企业或者代表性的企业聚集，通过产业上下游产生辐射效应；3.0阶段是品牌招商，当园区运营到一定程度，有了自己的品牌或者声誉，集聚效应进一步凸显，并可能再次出现产业更新换代，拉动一方之发展。

就现阶段来讲，业内人士坦言，多数基金小镇仍处于1.0阶段，少数基金小镇正向2.0和3.0阶段过渡。由于国内模式与国外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可参考的样本有限。不同基金小镇诉求也不一样，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同时，随着基金小镇数量不断增加，仅靠税收优惠产生的吸引力正变得有限，如同新能源车补贴过后，依旧要回归企业本身。比如入驻地能否为基金提供全流程专属服务、在运营过程中是否满足合规等，这些都将是基金小镇未来的竞争力，也是打造品牌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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