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铝合金门窗在哪个地方

文章目录：

1、一扇门窗的蝶变——看“中国铝材之乡”安义如何实现产业转型2、铝合金门窗的组成3、贾樟柯：朝向铝合金门窗外的海洋

一扇门窗的蝶变——看“中国铝材之乡”安义如何实现产业转型

一个个块状特色产业，在江西经济地理版图上犹如色彩斑斓的“马赛克”，拼成江西新型工业化的绚丽图景。

安义铝型材产业，就是最闪耀的“马赛克”之一：全县超过一半人口从事铝型材加工、销售，掌握全国约70%的销售市场份额；本县并不生产一块铝锭，却成为民用铝型材全国第二大生产基地……创造出了“无中生有”的产业发展奇迹。

近年来，安义县聚焦铝型材首位产业，引导遍布全国的16万“建材大军”返乡创业，以创新为驱动力，加快推动民用型材向高端智慧门窗和工业型材转型升级。一场“草根产业”蝶变的大戏，正在精彩演绎——向着铝型材产业千亿目标迈进。

安义这扇“门窗”，正展示出一幅幅转型升级的“美景”。

由散转聚 近千名门窗老板回乡创业

今年春节后，刘金根没有像往年一样回到创业多年的北京。他选择留在家乡，在安义县工业园区创办了一家高端门窗生产企业。

2月12日，像众多“门窗老板”一样，刘金根参加了第六届中国(安义)铝型材及门窗博览会。安义县选择每年春节元宵期间举办“铝博会”，就是想让回乡过年的“门窗老板”感受家门口的创业氛围和家乡人的殷切期望。

事实证明，为期4天的展会，更坚定了刘金根留下来的信心——400多家铝型材、门窗制造企业及五金配件、门窗设备生产商参展，在这个全国第二大铝门窗行业专业展会上展示产品、相互交流，开幕首日参展人数就达到16万人次，实现交易额2.77亿元。今年首次参展的刘金根，收获了10多张订单，订单额接近100万元。“这充分说明了安义在全国门窗行业的影响力，今年我们力争销售额达到3500万元。”他说，“回来后心里更加有底气、更加踏实了。”他认为，这两年，安义门窗产业链日渐完善，从一根型材、一块玻璃到一滴胶水，再到一扇成品门窗，全部能够就地完成低成本配套，这是许多地方比不了的优势。

在有“江西小温州”之称的安义县，有16万人像刘金根一样，在全国各地从事铝型材加工、销售，占全国70%的销售市场份额。

如何把安义人掌握的市场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10年来，安义县持续因势利导推进“三回工程”，向外出做门窗生意的安义人发出“资金回流、人才回归、创业回乡”的号召，并在企业融资、品牌创建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

3年前，在上海闯荡20年的凌华斌，把企业搬回了安义。对于他而言，回归，既是乡情感召，也是理性抉择。

“在上海，一平方米厂房的月租金是40元，在安义只要10元，光这一项每年就可以降低成本300万元。”凌华斌说，去年公司销售收入突破5000万元，铝合金门窗、阳光房产品出口到了加拿大、英国、越南等国家。

同时，为了帮助企业跨越“市场的冰山”，安义县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以政府出资的方式，连续三年组织企业赴广州参加全国铝门窗幕墙新产品博览会，并带领企业开拓非洲、欧洲市场。

安义县委常委、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熊振强说，16万“建材大军”，是安义铝型材产业最核心的资源，这是其他地方复制不了的优势。近年来，安义已经吸引了近千名“门窗老板”回乡创业，工业园区现有各类建材企业147家，年产能160万吨，居华东第一，全国第二，年产值196亿元。

由旧转新 站在化蛹成蝶的“风口”

在这个技术驱动变革的时代，门窗的功能被重新定义：不再仅仅满足于遮风挡雨、采光通风，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这让经历过野蛮生长、品尝过成长阵痛的安义门窗，站在了化蛹成蝶的“风口”。

在第六届中国(安义)铝型材及门窗博览会上，安义本土企业佰洛斯展出的一款“黑科技”产品，受到了国内外参展商的赞叹：把裸眼3D、全息投影技术植入到了阳光房的玻璃中。“个性化、智能化是门窗产业的发展方向。”该公司董事长胡优说，目前正在加大研发投入，准备把VR、大数据等新技术与门窗融合，从传统门窗的“红海”进入智慧门窗的“蓝海”。

回想10年前第一次到安义看到的情形，上海市“门窗专家”、安义县门窗产业顾问唐东一感慨万千。当时，“安义有全国县域最庞大的门窗从业群体，做的却是全国最低端、卖的也是最便宜的产品。”大家对门窗的认识也非常浅薄，“觉得门窗就是一个铝合金框、一块玻璃，不去关心技术、品质，能赚钱就可以。”

“20年前，温州皮鞋是地摊货的代名词，如今已经出口到了意大利。德国是制造业的高地，安义门窗如果能够出口到德国，那说明我们真正蜕变成了一个创新产业。”唐东一说。

这个时间需要多久？“最快5年就能实现。”

唐东一的乐观，来自安义企业家迸发出的创新激情。如今与许多安义“草根老板”交流时，5G、VR、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科技热词不时从他们嘴里蹦出，这让他看到了安义门窗产业变革的力量。在本届展会上，展出的高新、节能、智能门窗产品占比超过70%。

唐东一的乐观，也从当地政府打造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决心上来。

安义门窗告别“小散乱”走向“高大上”，最大的难点是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创新动力不足。为此，安义县下大力气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先后开办安义门窗学校，成立门窗检测中心和门窗研发中心，聚合资源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最近一段时间，唐东一正在忙着筹备安义门窗产业历史上的一款基于互联网思维开发的颠覆性产品——“安义一号”节能、隔音高性能断桥铝门窗的产业化。

去年4月，安义门窗工业研发设计中心借用“外脑”，邀请国内近百位门窗专家参与“安义一号”研发，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首次应用到这款产品上。北京市“门窗专家”余昌浪评价道：“这些年门窗品种纷繁迭出，但这款新产品的先进性和实用性，至少在未来三五年内难以比拟，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及显著的经济效应。”

作为项目发起人的唐东一解释说，之所以要以安义门窗行业协会的名义牵头做研发，就是为了破解当前安义门窗行业存在的创新壁垒，希望打造出一款技术通用的产品，把门窗构件的配合和工艺等技术难题提前解决了，为那些不具备技术条件又想做好产品的企业减少试错的机会，共同提升安义门窗的品质。据了解，由安义门窗工业研发设计中心邀请国内近百位专家，用互联网思维开发的颠覆性产品——“安义一号”门窗即将产业化。“安义的门窗企业都可以采取合作方式使用各项技术，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创新的试错成本。”唐东一说，这就是政府搭建创新平台所发挥的功能。

在安义县工业园区，核心区占地面积达500亩的安义门窗特色小镇正在规划之中。以智能门窗产业发展为核心，准备引进约30个高端门窗产业项目，构建高端门窗产业生态圈。到2022年，安义高端智能门窗年产量将由目前的500万平方米提升至1500万平方米。届时，安义铝型材产业将实现从“卖棉花”“卖服装”到“卖时装”的蜕变。

由弱转强 尽快实现千亿产业梦

建材产业从年营业收入96亿元到去年的196亿元，安义县用了5年时间。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尽快跃上千亿级产业台阶，是安义县追求的目标。

刚刚过去的2018年，金鑫发铝业有限公司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产值突破10亿元。

“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百亿企业，引领安义铝型材产业转型升级。”公司董事长王春华踌躇满志：今年准备投入10亿元实施扩产计划，深耕工业铝型材领域，筹建院士工作站，加大研发投入，争取成为航空航天铝型材供应商。

王春华吃下了“定心丸”：“园区将优先解决我们200亩扩产用地指标。”目前，金鑫发是安义铝型材产业亩均效益最高的企业，占地面积80亩，实现4.5万吨铝型材的年产量，每亩产生的税收超过8万元。

安义铝型材产业规模盛名之下，知名品牌、能够在全国叫得响的龙头企业不足，有人形象喻之为“只见星星，不见月亮”。

唐东一认为，“草根经济”必须有龙头企业的引领，才能转型升级为现代产业集群。从广东佛山、山东临朐等国内重要铝型材产业基地发展经验来看，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安义铝型材产业，当下最缺的就是龙头企业这个“少数关键”。

“让金鑫发这样量级的企业尽快做大做强，成为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力，是安义的当务之急。”熊振强说，安义县委、县政府已经深刻意识到铝型材产业发展软肋所在：作为典型的“草根产业”，安义铝型材产业既有快、灵、活的优势，也存在低、小、散的弊病。如何突破成长的“天花板”？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推进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让“草根经济”变为“榕树经济”。

2月2日，安义县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王春华在会上直言：安义铝型材及门窗产业要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缺乏龙头企业品牌带动、缺乏高端人才科技支撑、缺乏政府对转型升级的系统引导。

就在这次会上，王春华看到了政府培育“领头羊”的决心：即将出台系列举措支持骨干企业做大做强，对园区建材骨干企业，扩大再生产供地优先保障、产业资金优先安排，对企业设立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等予以奖励……

熊振强表示，安义将采取培育与引进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实施龙头引领战略，今年计划在工业园区选择2至3家骨干企业集中予以扶持，在两三年内培育一批产值过20亿元、30亿元、50亿元乃至100亿元的大型企业，形成良性发展的产业链，引领安义建材产业集群步入良性快速发展轨道。同时，瞄准国内铝型材行业和门窗行业前10强企业精准招大引强，力争今年引进2至3家30亿元以上的知名企业落户。

铝合金门窗的组成

通常一樘门窗由框、开启扇、玻璃、金刚纱网、五金配件以及各种辅材组成。

1、外框：就是门窗与墙体连接的那一圈，是整个窗户最关键的部分之一，它对外与墙体之间用发泡剂等弹性材料嵌缝，以防风、水渗透。现在市场上一般用外框与墙体连接部分的宽度来区分门窗型号，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系列”，比如108系列，就是指外框与墙体连接部分的宽度是108mm。

2、固定位：外框直接与玻璃连接并用玻璃胶固定的位置叫固定位，顾名思义，这个位置的玻璃是固定的，这部分区别于其他位置的主要作用是采光，也就是我们拿来看风景的位置。

3、开启位：外框不直接与玻璃连接，而是用五金配件将扇料与框料连接，可以开启的位置，这个位置区别于其他位置的主要作用是通风，是五金配件主要使用的位置，五金件的档次也是区分门窗价格的主要依据，一般市场上所说的进口门窗，主要是指五金配件采用进口品牌，它们的铝型材和玻璃大部分还是使用国产的。

4、玻璃：

玻璃按照组成分为中空玻璃和夹胶玻璃。

中空玻璃是用两片(或三片)玻璃，使用高强度高气密性复合粘结剂，将玻璃片与内含干燥剂的铝合金框架粘结，制成的高效能隔音隔热玻璃，主要作用就是隔声和隔热，我们平常看到的“5+9A+5中空玻璃”意思就是内外两片玻璃的厚度是5mm，中空条的宽度是9mm，要根据型材的宽度和实际的需求选择中空玻璃的厚度。

夹胶玻璃又叫安全玻璃，由两片或多片玻璃，之间夹了一层或多层有机聚合物中间膜，经过特殊的高温预压(或抽真空)及高温高压工艺处理后，使玻璃和中间膜永久粘合为一体的复合玻璃产品，玻璃即使碎裂，碎片也会被粘在薄膜上，破碎的玻璃表面仍保持整洁光滑。这就有效防止了碎片扎伤和穿透坠落事件的发生，确保了人身安全。通常我们看到的“6+0.76pvb+6夹胶玻璃”意思就是内外两片玻璃厚度为6mm，中间夹层材料是厚度为0.76的PVB材料。

5、金刚纱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纱窗”，是配合在开启位的玻璃扇上的金刚网，主要作用是防蚊防盗的同时还能保证通风。

6、五金配件：五金配件是一樘门窗的灵魂，一樘窗开启的使用年限，平常用起来是否顺畅，密封性好不好，甚至手感好不好，都看你选择的五金配件质量好不好。现在很多国产五金品牌为了博眼球，会给自己起一个“洋气”的名字，让人误以为它是进口的，选购的时候要擦亮眼睛，别被“假进口”给骗了。

7、辅材：如果把窗户比作一道菜，那辅材就是菜里的油盐酱醋了，它包括外框与墙体连接使用的填缝剂、玻璃密封胶等，辅材用得不好，直接关系到门窗的水密性和气密性，选择的时候要看清楚品牌以及使用年限，有的不良商家，会在你不注意的辅材上做手脚，降低辅材的质量和用量，质量差的密封胶用一段时间甚至会出现开裂的状况。

贾樟柯：朝向铝合金门窗外的海洋

多雨的北京秋日，贾樟柯坐在美术馆后街的一处文化创意园区里，电话响了，他接了电话，是他母亲，他说汾阳话。这让我想起在山西汾阳贾家庄的情景，周围是不冒烟的烟囱和不再生产的红砖墙面厂房，还有汾阳话营造的“街道生活”。方言和相似之物复制了遥远的“附近”。

“其实每个电影作者的风格跟味道转化成语言就是你的‘口音’，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你的电影中有没有你的口音？”这是贾樟柯的提问。多年前，他想走电影之路的源头是因为看了《黄土地》，这是一部有口音的电影。在那之前，普通话几乎统一了中国电影。那是一个寻根的时代，也是先锋的时代，“寻根”仿佛是返回土地，“先锋”则像是面朝海洋。贾樟柯的新片不止于此，时间向两端延长，原本是《一个村庄里的文学》，到最后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影片的拍摄地点从陕西到了山西，再从河南到了浙江，土地朝向了海洋。

“电影里说方言了，才有了个人化的表达。”《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口音，从说方言的贾家庄人和贾平凹，过渡到带浙江口音的余华和带河南口音的梁鸿，然后落在讲标准普通话的梁鸿儿子身上。口音从电影上的统一，散播到现实的差异，最后在现实中又逐渐失去了丰富性。

余华部分的拍摄场景，贾樟柯没有选择小桥流水人家，而是选择了铝合金门窗。他在汾阳和海盐之间寻找着相似性和日常性。同时，他又在农民的粗粝生活中，激发诗性。他和同事们摘抄了很多诗句，让村民们去挑选有感应的句子，喜欢哪一句就读哪一句，比如“劳动使他高于地面，但工具比他更高”。“我不觉得文学是高高在上的，文学可以是每个人的。”贾樟柯说。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作家余华

在浙江海盐，影片拍摄的尾段，贾樟柯的团队本想上午去拍海边，但发现海面发黄发白，并不好看。他们等到天黑，水起来了，浪起来了，海水的颜色都变了。摄影师手持镜头跟着余华在海边走，贾樟柯在摄影机旁跟他聊天，余华讲了那个“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故事。贾樟柯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这就是电影的名字。

这是全片拍摄的最后一个镜头，也变成了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镜头朝向海洋，似乎没有止境，明暗莫辨的电影和现实深处，不确定，也因此蕴含未知和可能。

作家与乡村

人物周刊：在中国的大银幕上，很少集中地看到这么多作家，为什么想到拍他们？

贾樟柯：我们在拍摄之前，基本上确定了是从马烽讲起，然后是贾平凹、余华、梁鸿，这样一个结构。最终确定拍摄的时间确实跟吕梁文学季有关，因为在一个村庄里，突然来了四十多个作家，他们会谈些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就决定从那个时候开始拍。不管是贾平凹老师也好，梁鸿老师也好，他们成为作家之前就是农民，然后都是通过考大学变成了城市里的人。他们的写作一直也都围绕着乡村经验在进行。余华是小城市的，我也是小城市的，我知道小城市跟农村是很紧密的，有这样一种关联。

再一个跟年龄有关。贾老师是50年代生人，余华老师是60年代的，梁鸿老师是70年代的，他们形成了一种群像的接力关系，可以接力讲述这个故事。我们讲述一段生活，无非通过两种人：一种是当事人，还有一种是观察者。他们的身份本身既是当事人又是观察者，我就觉得为什么不用他们来讲述？包括他们的语言色彩和概括能力，对于细节的把控都是超强的。作家天生就是说书人，他们就是传递人类情报和消息的人，他们比一般民众更敏感，我觉得这是最让人胜任的。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作家贾平凹

人物周刊：电影拍到70后作家为止，更年轻的作家，比如80后作家，为什么没有考虑拍进来？

贾樟柯：70后和80后作家基本是城市的一代了。我们的主题是乡村经验。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跟乡土有密切的关联，但确实是在转变。看看更年轻的一代，他们的经验也能看到乡土的影子，但毕竟是建立在城市空间里面的。

人物周刊：电影里看到了变化的汾阳。你说过，汾阳身处城市和农村之间，连接着两者，汾阳现在是更接近于城市了么？

贾樟柯：从空间或生活方法上，汾阳确实城市化得厉害。随着时代的变化，一直都有变化。我觉得有一个不变的，是它的人际结构相对还是稳定的，比如说家庭生活。家庭生活相较于大城市，保留了传统的一些人际关系。即使你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每年也会奔波于各种亲戚家的满月酒、婚礼、葬礼。他们拥有大城市没有的另外一种人际结构。这个人际结构不因为人的移动而改变，因为人也会移动回来。大部分的家族聚会都不是发生在大城市，都是发生在故乡。从这个角度来说，变化其实也不大。我自己在北京几乎没有亲戚，我是没有这种生活的。小城市还是保留了这种人脉关系，血亲在那儿。

方言与口音

人物周刊：中国以前的电影，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说方言的，大家跟世俗生活仿佛是脱离开的，都说标准的普通话。你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你的电影里边的人，基本上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贾樟柯：对，过去的电影普通话时代造成一个问题，大家基本上都是在用第二语言来表演。我自己很喜欢用方言，跟我的思维模式有关。我自己在写作剧本的时候，涉及传达信息和情感表达，我就是山西人的思维，用的词语都是山西话，我很难用普通话的思维来想一个电影。比如说，表达爱情可能就是“我爱你”，多尴尬的一个事情是吧？山西话就有很多技巧，很多独特性。广东的思维模式可能就是粤语的方式，大家是不一样的。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作家梁鸿

人物周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梁鸿老师的儿子不太会说方言了，她一句句教他，你是不是对方言和口音特别敏感，所以拍了下来？

贾樟柯：梁鸿和她儿子在那聊天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预判，我觉得可能父母都是很正宗的河南人，在家里面，夫妻应该也都是说河南话，但有可能小孩不会说。我怀着这种好奇去发问，果然是这样子的。

方言的问题挺复杂。我发现不会说方言，大多在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好像还可以。广东人和上海人说方言，很骄傲的，所以他们能比较好地保护。欠发达地区有文化信心的问题。特别是上学读书以后，基本上把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融入到普通话的行列里。

人物周刊：在汾阳存在这样的问题么？

贾樟柯：我在汾阳就经历过挫折。我拍一个电影，去勘景，问路正好问到放学的中学生。我说非常标准的汾阳话，小朋友回答我时用普通话，我就觉得自己像是说汾阳话的异乡人。在电影界，方言被认为会影响票房，因为很多观众确实还不是太习惯看字幕，还是要直接能听懂。过去，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认为方言是妨碍市场的。你听我们汾阳话，那就跟听外语差不多。

人物周刊：电影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故土的独特感受和国际化之间，艺术上的考量会有一个变化么？

贾樟柯：这应该没有太大影响。回到作者论，认为一部电影，应该带有导演自身的基因、血脉、优点、缺点、口音。我跟白睿文有本书就叫《电影的口音》。如果你秉承的是一个作者论的创作方法，不是一种类型创作，这些事情就想得不多了，我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包括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一些非常中国化的东西，国际观众是不是能欣赏？这个问题我觉得不会困扰。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电影语言，高度的电影语言自身就是国际化的。局部的不理解一定比比皆是，但是电影还有结构，还有影像，这些是更容易被更多人理解的东西。

土地与海洋

人物周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部影片的名字，从黄色的土地，到蓝色的海洋，从陕西到山西，从河南到浙江，最后出海了。

贾樟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最初的名字叫《一个村庄的文学》，后来改了名，是在余华老师讲完他的故事之后。这个意象对我来说，意味着开放。海洋是一个现代化的符号。你看时代里的作家其实有内在的眼睛，有进化，一代一代地进化。

比如马烽先生，经历了社会改造和集体化，向土地要粮食，他是这种大的社会运动中的作者，承担了很多社会功能。到了贾平凹老师，就逐渐个人化了，到了余华，完全就个人化了，到了梁鸿老师，就私人化了。这里面有一步一步地变化。我们一直都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人在现代化。

贾樟柯与梁鸿对谈

这个电影已经拍出来有两年时间，我拍的时候还没有疫情，但是世界确实已经在重组之中。那时候主要是科技、互联网带给人们的不确定性和生活的颠覆。接下来加上疫情，又带来了国际政治的巨变，整个世界变得如此的不确定。

在这种情况下再看这个电影，有两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前瞻性的。一个是回头看，往往我们需要回头看，是因为此时的不确定，我们要看一下来时路。还有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不确定里头，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我们具体的路径都不知道，世界的演化也不知道，病毒会不会离开也不知道，全球化是不是还会恢复，还会变成过去的那样一个多元的世界，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们应该去坚信的，就是更加开放，更加现代化。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相信的，或者我期待的东西，或许是很多人都期待的东西。它没那么容易，没那么顺利，所以要四代人在这里面接力。

疫情与重组

人物周刊：这两年的疫情，带给你怎样的思考？

贾樟柯：我觉得一方面，疫情很直接地带来了一种全球化趋势的衰落，这个衰落本身还是很剧烈的。你拿文化来说，疫情之前，你看北京有多少演出，有多少外国的剧团、展览、人际交往。文化交流曾经这么密集，但现在很少了。

另外一方面，疫情给互联网生活方法带来了巨大的空间。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上网课，已经习惯了网上开会，已经习惯了远程的工作。它的不确定性是，世界重启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是这样生活下去？这种疫情的封闭性跟互联网趁虚而入带来的颠覆性的生活方法，确实给我们的这个世界，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改变。

人物周刊：对你的具体影响是？

贾樟柯：拿电影来说，电影天生是一门全球化的艺术。最初电影有个外号叫“铁盒里的大师”，因为它是超语言的，电影在默片时代不需要语言，所以它能横行世界，带来了借由电影的全球化交流沟通的趋势。但是，它也因为疫情中断了。未来我们都在互联网看电影？是不是主流的观看方式会逐渐变成这样？重启之后，很多事情是回到过去？还是有变革？我觉得它确实是处在一个不确定里面。包括我本人的精神跟思想，其实也在一个重组的阶段。我两年没有拍电影，我觉得不应该着急去拍，因为思想不稳定，今天的自己跟明天的自己出入很大。

人物周刊：出入有多大？

贾樟柯：就拿我们电影的播放媒介形式来说，今天我可能觉得电影是唯一的媒介，最符合电影特点的媒介，就是影院放映，就是大银幕放映。因为聚众是很重要的，集体观看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放大是很重要的。几十米宽的银幕把一张脸投射下来，我们回到电影最初发明的时候，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存在一种影像可以这样。你第一次看一个特写镜头肯定是吓一跳的，有这种感受。但第二天我就觉得这可能不重要了，电影已经一百多年了，iPad看也可以。我也会有这种反反复复，我也不确定。

有时候也会问自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不是要坚持大银幕先放映，再流媒体放映？所以，我们拖了两年。如果流媒体放映，早就放了。两年里面，一会儿电影院开，一会儿不开，给很多电影造成困扰。我在思考我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一个保守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保守或开放的人，我觉得我肯定是个开放的人。但是通过这么一个小的例子，我就觉得我可能已经是一个保守的人了。还是说我这个保守是对的，我应该去坚持？

人物周刊：如果失去某种聚众观看的形式感，电影还是电影吗？

贾樟柯：这也是一个想不明白的事情。因为人类有很多仪式都失落了。过去我们有很多仪式，很多祭祀，我们肯定在那个时候觉得还是最重要的，拜天拜地，这些东西。但是消失也就消失了。生活、科技、人类在演进。所以，我们是不是一些唱挽歌的人？我想这个就好像京剧一样。在京剧最活跃的晚清和民国时代，当它衰落的时候，我们是怎么一个想法？可能跟今天的电影一样，大势你无法阻挡，这时候就考验个人，你是顺势而为，还是坚持自己的“原教旨”？出现很多这样的问题。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

退出与继续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要退出平遥电影节？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发展的？

贾樟柯：当时想不做了，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自己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希望做太多年，因为我的主体工作是一个创作者，我是写剧本和拍电影的。办电影节是一个服务业，服务影迷的一个工作。它很重要，但我是不是要用很长时间来承担这个角色？在第一届开幕的时候，我就跟同事说，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的策展人。因为我们国家电影策展是一个空白，我们请了国际的团队，我们希望自家人能成长起来。我从创办之初，就在想怎么脱身。

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招商、选片都广受好评，那时候就萌生退意。但是这之后你发现你暂时还退不了。确实，平遥电影节借由我的资源比较多。我以为可以脱手，但是好像一下子不干了就有很多问题。那就继续再做几年。下面又继续再走一段路。

去年就是真的不想干了，我觉得我该拍电影去了，而且我觉得我们团队很成熟了，他们可以做。团队很好，商业反应、市场反应很好，但是转化确实需要一个桥梁。我一直担任桥梁作用，好像我走了就把梯子给抽走了，两边接不上了。

平遥电影展非常正常，10月12号第5届就举办了，目前为止，筹备都很顺利，选片质量也很高。文学季我们的编制和人员还在，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应该今年不会办了，希望明年能继续。

人物周刊：又是电影节又是文学季，到这个年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精力和热情去做这么多事情？

贾樟柯：其实电影节跟文学季，我都是想带一带，然后可以良性地往前走。因为我喜欢这些事情，这些活动它能给行业、年轻人，还有观众、读者带来一些收获。过几年成熟了，我就离开了。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事情。

比如说文学季也好，电影节也好，确实是因为这都是新兴的业态。我觉得我确实是个专家，我没办过电影节，但是我一年四季在参加电影节。我觉得这方面没人才，我自己还了解一些，那我自己办呗。很多年轻孩子现在学策展，这些人成长起来，他有他们的能力、脉络之后，不需要我们导演去办电影节，人家策展人去办电影节，何必你一个导演去做呢？实际上导演办电影节的很少，几乎没有。

我们第一届影展，主要的会议是在介绍什么是电影节？电影节是由什么构成的？它的机制是什么？为什么人类会创造出这么一个电影展？就是从这个开始讲起。这是集我二十多年参加电影节之观察，心血放在这上边，就是天天上课。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太原中秋特别放映现场合影

人物周刊：你参加了这么多电影节，觉得好和不好的地方有哪些？

贾樟柯：比如说等级制度。国外的电影节等级森严，我很讨厌这个东西，我希望我们平遥电影节就是一个平等的电影节。我们平遥电影节来的人，都可以济济一堂，就没有那些等级。一个大导演跟一个普通观众，他们之间的距离很短很短的。国际电影节，你去试试？

人物周刊：等级森严到什么程度？

贾樟柯：所有的细节。从你出门机票的舱位，到你下榻酒店的待遇，到你的权限。我记得带同事去国外电影节，就说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反对的。还有比如说，有一些电影节，它有很好的口号，但是没有很好地落实。我们也会讨论，电影节是不是要用一种煽动“革命”的方法来办？你把他们煽动起来，你又没有服务，你又没有组织，对年轻人成长是好还是不好？电影节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它是公共平台，它是信息交互，它的信息可以多元，但是在考虑和你电影节所倡导的、和电影的总体策展的观察之间的矛盾在哪里，统一在哪里，都是很细微的东西。

当然也看到很多国外电影节的优点。比如说媒体系统。办得好的电影节一定是媒体系统最发达的。因为电影节展不单是一种展映聚会，不单是行业，它更主要是通过媒体要把文化成果、观念、观点，介绍给更多的人。

为什么大家都想去戛纳电影节？因为它的媒体系统。我们的一部电影去法国戛纳一放，印度马上就知道这个电影，然后尼泊尔也知道了，甚至不丹都在买这个电影，这就是媒体的系统在发生作用。

另外一方面是评论体系。比如戛纳电影节一放，全球重要的媒体评论很重要。英国《卫报》怎么评论？《纽约时报》怎么评论？借由这些获得来自全球的评价，然后带给电影全球的普惠，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很多电影节都是国际电影节，但是我们的电影是传播不出去的，国际不知道这些电影。那么人家为什么就可以一个首映马上享誉世界？是它的媒体在发生作用。

比如我们好几届电影节，法国《解放报》都给了五六个版，整版整版的。后来我们有一年就做了一个“平遥电影展在巴黎”，我们带了6部影片去，去了之后，我们发现这些影片在法国产业界已经有一些知名度了，短短几天的时间，这些影片全部卖出法国版权，我觉得这就是成果，走出去就是这么走出去的，不是自己带着片子放一场就走出去。

现代与转型

人物周刊：我觉得包括电影在内，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游向蓝色”的那种状态。

贾樟柯：就是开放的、多元的、国际化的、现代化的理想社会。

余华

人物周刊：余华的那一部分，他更多是在一个小吃店里讲述，这跟许多人头脑中某种模式化的“江南”不太一样，当时为何选择这样的拍摄地点？

贾樟柯：其实我们对每个地方的空间是有预设的。一想到江南，我们就会想到河流、庭院、亭子。我去了海盐之后，觉得跟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它保留了一些古代的东西。海盐有一个公园，就跟苏州园林那样美。

但是我更加发现，海盐跟汾阳差不多，我想我还是拍这个差不多的吧。因为大多数人不去那个公园，它已经是一个遗留的东西，不是我们的日常。余华的小说都在讲我们的日常，市井生活和世俗社会，那干嘛放到一个那种非常风格化的古典园林里面去拍摄呢？我就选择了那种没有差异化的空间。这些地方并不是说它的风景怎么样，而是说这些地方它有人的风景，它最大的风景是人。

比如卷闸门，90年代以后横行中国，大江南北都一样，你也理解这种趋同化的东西是怎么产生的。铝合金门窗，这种空间构造上的趋同化，不妨碍他（余华）在他小说的空间上，有他独特的组织。每个人的美学选择都不太一样。

如果我去拍海洋，我也能拍出一个江南的海洋，它也存在，只是那一部分可能是我不太在意的，或者说我不太强调它。我更强调的还是日常化。我们每天是在园林的假山假水里面生活，还是在铝合金门窗里面生活？我们肯定主要在铝合金门窗里面溜达。

人物周刊：我走在汾阳街头的时候，也发现那里跟全国其他地方像是一样的。

贾樟柯：没了，已经没了。比较大的变化就90年代。我们拍《小武》那年，正在拆。拍完之后，就统一地变成新楼，楼都是6层楼，底下是店铺，上面是居民，都变了。过去那些老房子大都已经消失了。许多地方都一样，只是走进巷子里才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人物周刊：汾阳让我印象深刻的有教堂那个钟楼，还有汾阳中学，有很强的历史感。

贾樟柯：汾阳县城是明代的县城，但汾阳是秦代就设县了，它很古老。汾阳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跟几个元素有关。其中一个是汾阳中学，是教会中学，跟教会有关。一个是汾阳医院。中学和医院给这个县城带来新的教育、新的科技、新的医疗，对汾阳的文化重新塑造还是很重要的。

在汾阳，大多数汾阳人都会跟你娓娓道来汾阳中学的历史。每一任校长是谁。我们第一任校长恒慕义是汉学家，回美国之后创办了国会图书馆的亚洲部。我上高中的时候，美国大使（恒安石）经常来，因为他出生在汾阳，我们的教务处就是他家，他每次来都带一些电影，带个放映机，带些礼物。

人物周刊：这些对你是不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贾樟柯：有。这些事情让我觉得世界不远。

人物周刊：当初你说想走电影这条路，是因为看了电影《黄土地》？

贾樟柯：我高考没考上大学，我父亲很希望我读大学，但我数学特别差，那时候艺考生不考数学。艺考里面，什么音乐、唱歌、拉乐器，我都干不了。美术可以现学一学，所以我就去学美术，准备用艺考的方法念个大学，满足我父亲的需求。我觉得不是我的需求，我不想读书了那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看了《黄土地》，喜欢上电影。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让你重新思考你生活的地方？

贾樟柯：往往我们喜欢一个艺术作品，是经过两重过程：一个是熟悉，对这个生活有共鸣；再一个，很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的陌生化，陌生化代表着新的角度跟新的发现。好像《黄土地》，一定提供了我对于这个土地从来没有过的理解，所以我才喜欢上了。

人物周刊：在看《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时候，我在想，作家什么时候出现？因为一开始是从吃饭开始拍，拍的是普通老百姓，这是什么想法？

贾樟柯：这四个人（马烽、贾平凹、余华、梁鸿），他们是从哪来的？他们笔下的人物是些什么人？是我电影开头交代的。因为这四个人毕竟是四个个案，但是他属于哪个群体？他们面临的共同的历史跟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应该从这样的起点来谈起。这个结构实际上延续了《江湖儿女》的结构，《江湖儿女》开场是一辆公共汽车，很多人，逐渐聚焦到女主角身上，然后展开这个故事。当然《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它有更多的面孔，更长的篇幅在讲这些事情。

人物周刊：接下来有最新的拍片计划吗？

贾樟柯：有。有好几个新剧本，但是不会仓促拍。因为我觉得我不太稳定，对人，对事，对这个世界也不确定。一部电影的拍摄，需要相对稳定的一个哲学价值观，我想等一等。拍了二十多年电影，才会遇上这样一个特殊的不确定阶段，不着急表达。得去想一想，随时可以拍。

人物周刊：《在清朝》已经说了好多年了，好像每次采访都会问起。

贾樟柯：拍摄计划基本上完善了，我们所有的兵器都打好了。

人物周刊：这是在拍中国一百多年前的转型？

贾樟柯：对，最初的现代化。

人物周刊：你的所有电影，总的主题都是转型？

贾樟柯：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情况，一百多年，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变革里面。

卫毅 实习记者 方沁

隔音降噪门窗

铝合金门窗

系统门窗

断桥铝门窗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