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从华北、华东、华南全面向中国发起疯狂进攻，上海及其他沿海近代工业集中的地区面临日趋严重的威胁，工厂被迫在战火中大举西迁，这一举动被称为中国工业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这一举措也与抗战时期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关，当时内地各省地广人稀，几无工业基础，难以满足抗战之物质需要，从头建设又为时过晚。最好的办法是将沿海的工厂迁至内地，这样既可以增加抗战的物资力量，又可以避免沿海地区沦陷后工厂为敌所用。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大鑫钢铁厂总经理余名钰首先致函国民党当局，“呈请政府协助内迁”。 [1]

中华国货联合她会代表300余家工厂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政府迅速组织工厂内迁。在民营工厂要求内迁的呼吁下，资源委员会要求下属的8个组分别开会讨论。1937年7月28日，机器化学组召集会议，在讨论全面抗战时期军需供给的问题时，林继庸提议，将上海的工厂迁移到内地去，“以应兵工需要”。 [2] 这是国民党官方有关工厂内迁的最初倡议。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决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 [3]

国民政府迫于形势，开始着手实行经济撤退，转移工业经济重心，在内地重建国防工业基础，以支持长期抗战。

在这场工厂内迁运动中，林继庸是首倡者，被誉为“迁厂之母”。他积极地推动工厂迁移，督导内迁工厂尽快建厂复工，支援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口述者简介：

林继庸（1897～1985），号仲庸、荷达，生于广东省香山县。1913年和1919年分别在北京大学理工科预科及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系肄业。1920年到美国纽约伦斯勒理工学院攻读化学系。1926年回国，任广东化学工业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1932年日军侵占上海，爆发淞沪战役，被十九路军聘为技术顾问兼技术组长，参与制造化学武器支持抗日。1933年为避免日军搜捕，曾前往欧洲游历。1936年回国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1943年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著有《民营厂矿内迁纪略》

（一）淞沪会战前的中国工业概况1.拆迁前的准备

我国的工商业向来就在沿海一带发展，尤以上海天津两处为最。因为交通、原料、电力、技术、市场、金融、税收、劳工等种种条件的优越，又受着数十年帝国主义治外法权的孕育，所以工业特别发达。根据实业部民国二十六年9月底止的登记：在上海合乎工厂条件的（即工厂有50个工人，10匹马力以上者）有1279家。广州市虽是我国有自主权的最繁盛的都市，但只有较大的工厂164家，比上海差得太远了。天津则因八一三事变之前已经沦陷，没有确实的统计数字。其他各地，工厂少得可怜，微不足道。上海的工业固然发达，可惜我国没有强大的海军、空军，不然，上海倒可以媲美黄金世界的纽约！只因为没有国防保护，所以忧国者只盼望能学就《西游记》上所述那种移山倒海的法力，把上海整个搬到内地去，好好地从头整顿起来，以便国难临头时为国家做个军需及人才供给的重镇。20余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淫威，只在所谓安乐窝里睡觉的人们梦境上微微的印了些感觉，九一八事变打了人们一记耳光，记得那时热心国事的人们高喊着抗日，但是一到局势紧张便纷纷把家眷赶快迁进租界内逃命，又记得汪精卫那时尚以革命者自居，曾大声疾呼救国奋斗，但自己却住在租界内不肯踏进南京一步。上海——具有伟大吸引力的上海租界！一般自号爱国志士，且不愿离开上海，若想劝已有工业根据的企业家把工厂从上海迁到内地去，岂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二八”的火光和炮声，照灼着人们的眼帘，震动着人们的耳鼓。我那时方加入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担任技术工作，为着军用品的供给，曾有一个时期与上海的工业界共同尝受辛苦危难。各项军事用具得着厂家们的帮助，颇能迅速地完成交货。差不多需要什么就能立刻办到什么。当时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很能够光荣地打了些胜仗，厂家们着实给予伟大的帮助。因此我对于军事与工业的联系，有了个更深刻的认识。想到内地的工业是如何的幼稚，我们将来或须在内地抗战，若是没有各项工业帮助，会感觉到如何的不方便呢？！

资源委员会曾于“一·二八”战役后成立。当局者目光远大，把所设计的重要工厂一律摆在内地。兵工署亦开始感觉到非往内地设厂不可了。浙赣铁路及粤汉铁路两条大动脉，正由曾养甫、凌鸿勋两氏及其同事们全力建设。陕、川、黔、滇、湘、桂、粤、闽、苏、浙十省的公路网已逐渐贯通。其他民营事业方面，在后方比较上值得述及者：在四川，有刘航琛、胡光诸氏排除万难把重庆电力公司的两个大发动机及四川水泥厂、华兴机器厂的设备，加紧筹划进行，卢作孚氏亦将其民生实业公司增强组织，杨芳毓氏正在竭力完成钢铁厂的设备；在云南，缪云台、金龙章诸氏正筹划设立云南的第一家纺织厂；在陕西，韩威西氏与其友人致力实业，惨淡经营；此外，长沙有发电厂及纱厂、机器厂各一家；四川有面粉厂三家、纸厂一家、机器厂两家；陕西有纱厂一家、面粉厂两家；贵州有纸厂一家；江西有机器厂一家、陶瓷厂一家；湖北有纱厂五家、面粉厂三家，较具规模的机器厂四家及水泥厂一家。在全面抗战发生以前，虽仅有此数厂，然因他们所处地点的优越，所以在后来八年抗战过程中，确已尽了伟大的力量，尤以各纱厂及重庆的电力厂、水泥厂、民生公司等为最。

津、沽、青、济等处的工业已不堪回首！山西及广东两省的工业，曾经当局者奋其全力，锐意经营，以及永利化学工业在卸甲甸伟大的创造，均足以表示国人之能力。然而择地不慎，无补时艰。其最堪太息痛恨者，则为数十年曾有先觉哲人，目光如炬，早料及抗战需要，在后方已为吾人预留下许多良好的工业基础，如左宗棠氏在皋兰所创办的机器毛绒两厂，张之洞氏在武汉所创办的丝、麻四厂及铁、针、钉、玻璃等三厂，又盛宣怀氏所经营的汉冶萍三矿厂等，而吾人不能发扬光大之，卒至人亡政息，使优良工具变为历史上的陈迹，真是吾人的奇耻大辱！“一·二八”的炮声只惊醒少数人的好梦，大多数的人们仍旧酣睡。上海吸引力更复加厉，种种建设的计划，均在那里促成上海的繁荣，民间企业界有了成见，有了苟安的心理，又不能用科学制度来管理他们的事业，谁肯离开上海把工厂迁入内地去！让我再述一件事实来看看当时一般人的想法吧。当我苦劝一位大企业家内迁，经过一小时的时光，把国际利害同民族安危的史迹及推论，反复陈述了之后，他的回答是：“林先生，不要太兴奋啊！记得‘一·二八’大战那时，我们的工厂总共停工还不足十天呢！”不到黄河不死心，火山一日不爆发，他们也乐得在火山口上嬉游一日，若是同他们讲道理，说利害，他们便会口若悬河地发出偌大的道理回答。因为积习难返，所以我们在七七抗战以前推动工厂内迁的尝试，不得不认为失败。

尝试失败后，得了一个结论——推动厂矿内迁及集合国内企业界与技术人才跑入内地来埋头苦干，是我国实业界划时代的革命事业，非有急剧的环境变迁及巨大的势力推动，断断办不成，这一机会，一直等到七七事变抗战后才露出来。

2.建议上海的工厂内迁

敌人在卢沟桥发动战事没几天，政府即成立了总动员设计委员会，由何应钦部长主持，分为几个部分，其中资源部分，由资源委员会召集。民国二十六年7月28日，我出席机器和化学工业组的会议。在会议中曾讨论到全面抗战时期军需供给的问题，我即把握着这个机会，提议把上海的工厂迁移到内地去。当时议论纷纷！有些人以为这事是应该办的，但是恐怕不易推动，眼看着上海这方面战争就要开始了，有些人以为现在民有的力量，即国家的力量，能将他们的生产机器搬进内地，固然是更好，再不然若能够带同这些工业界的主干人员跟着政府一起也有用处，我们不妨尝试，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国家因此多花些钱，亦是值得。我认为民间工厂的规模确是比不上国营工厂，但是搬进内地去亦有其用处，且现在各民营机器厂亦多接受国营兵工厂的订货，即如我们国营兵工厂的规模亦比不上克虏伯、斯柯达等厂，但是我们的兵工厂搬进去亦有助战事的进行啊！结果我们决定去试作接洽。7月28日下午，资源委员会曾派庄前鼎、张季熙两员及我前往上海与各工业界领袖商洽。其实上海的情形已相当紧张了，29日约得上海公用局徐局长佩璜及工业界胡厥文、项康原、薛福基、吴蕴初、支秉洲、颜耀秋诸先生筹商迁厂办法。诸先生均曾参加“一·二八”抗战工作，此次聚首一堂，重谈往事，权衡时局，义愤填膺。我的建议甚得他们支持，胡厥文先生尤为热心，自动的向各方面奔走拉拢，汗珠儿湿透了他的大胡子也不肯少息。胡先生的大胡子是有来历的，记得“一·二八”抗战时，胡先生受了我的委托，兼旬工作，胡须绕颊无暇剃除，我笑谓彼且留起胡须来做纪念，待我们打到东京去，再剃不迟。事隔五年余，已髯长尺许了。7月30日，胡厥文先生召集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工会举行执委会议，邀我等出席讨论，当时曾大大地辩论了一场。大鑫钢铁厂余名钰、上海机器厂颜耀秋、新民机器厂胡厥文、新中工程公司支秉洲、中华铁工厂王佐才诸先生当时均表示愿以身作则，将自办的工厂随着政府一起走。即日商得迁厂原则，我即于当晚协同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工会代表颜耀秋、胡厥文两位返京复命。过了数日，康元制罐厂项康原先生，中国工业炼气公司李允成先生，大中华橡胶厂薛福基先生及天利、天原、天厨、天盛四厂主人吴蕴初先生，均先后来函表示愿意迁移。薛福基先生并亲自入京来与我计划一切。8月9日，资源委员会建议于行政院务会议，以上海市区为我国各工厂集中之处，现值吃紧关头，市区内各工厂都愿意迁移内地，为政府效力，以充实军备，俾长期抵抗之力量得以增厚，预计将工作母机2000部连同工具，并择炼钢、炼气、制罐、制橡胶轮胎及制防毒面具等重要生产设备，迁至后方指定地点复工生产，需补助迁移款项50万到60万元（旧法币）。并于同日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小组会议议定迁厂事宜，由资源委员会派员赴沪全权负责主持一切。议决后，我再度去上海，临行前，杨继曾拉着我的手说：“继庸兄，你能够搬出两个工厂就很能干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句话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3.迁厂预定的步骤

当时我们曾预想到工业动员是件困难的事，将来工业复工时其困难更要增加，横在目前，我脑子里想到要措置的事体，至少有30余项，可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拆迁时，动迁、选择、拆卸、装箱、报关、运输、保险、设站、检验、接收、各厂未复工前工人的安置、对付在变化中的环境。

第二步：迁到集中地之后，又须分配省区、择地、购地、组厂、安装电力、分配机件、材料原材料的添补供给、工作分配、经济筹划、技术员工的增添及训练、工作母机的补充、应付军事逆转时的危机。

第三步：在国营工厂未复工之前及其后，应制造何种产品？除却军需品之外，民间日用品应如何顾到？各厂本身的管理问题，如何能在混乱的时代中使其合理化？交通的困难是无法避免的，应如何补救？各地区的政治人事等问题如何应付？各项工业纵横的联系如何能紧密联合，勿失却其中的每一环链？我们因而推想到新厂的设计与配合。又想到将来战事完结之后，如何能使已迁及已成立的各厂永远留在大后方。不独要把他们的生产工具及资本留下来，更要把现有的企业界技术界人员以及由他们训练成功的新的一辈人才都留下来，更进而吸引未来欲来的各方面的人才，把他们一同拉进后方。我们中部、西部、西北各处应当有几个新的“上海”，平白地建造起来，以为第二次抗战时期的准备。这些念头、这些希望，当时都曾略略草拟。虽是各种方案要随着军事的进展方能举办，但是这个政策必是要首先决定的。

在我的脑子里，却从来没有想到如何把这些工厂重复迁回到上海去。相反的，我却想到：将来战事完结之后，应当如何组织机关前往大阪、神户、长崎、横滨等处，把敌人的重要工厂拆迁到我国后方来，以为赔款的抵偿；将来各厂家能得着较新颖的机械工具，及较精良的技术时，我们现在所迁入的机械，将会成为老大废物，应如何把这些老大废物迁入康边、青海、新疆、滇西等较为深入的内地去，作过渡时期的建设。

我根据办工厂的三个条件来草拟迁厂草案，那就是要顾到安全、方便、有利三个原则。要做到安全，事前必须有一周详的计划。所谓方便，就是不要找厂家的麻烦，虽然政府补助不少，他们也愿意搬。商人以赚钱为目的，所谓“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无人干”，就是这个道理。譬如现在香港，很多人在“火山口”开厂，他们何尝不知道危险，但因为有利可图，他们还是冒险做。抗战前夕，他们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将工厂拆迁到内地去，就是受了这三个因素的影响。

（二）上海工厂内迁的原委1.“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的成立

民国二十六年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资源委员会拆迁上海工厂的提案，着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会同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关于印刷业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监督。当即由资源委员会派林继庸、财政部派会计长庞松舟、实业部派代理工业司司长欧阳岑、军政部派整备科上校科长王衸为委员，以我为主任委员，驻沪主持一切迁移事宜。各委员于10日下午4时得知消息，即于当日下午6时在车站聚集乘车赴沪，其时国库应拨的款项尚未领到，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先生乃借拨56万元支票交我带去支用。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举行第一次会议，并即召集上海的五金、机械化化学、冶炼、橡胶、炼气等各行业厂方代表，开会讨论办法，责令克日组织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在监督委员会指导及监督之下进行工作，8月12日，厂方代表公推颜耀秋（上海机器厂）、胡厥文（新民机器厂）、支秉洲（新中工程公司）、叶友才（华生电器厂）、严裕棠（裕隆机械公司董事长严庆龄之父）、余名钰（大鑫钢铁厂）、吕时新（中新机器厂）、王佐才（中华铁工厂）、赵孝林（电机公司）、项康原（康元制罐厂）、钱详标（中国制钉厂）等11人为委员，经监督委员会认可，并指定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洲为正副主任委员。上述11位委员均为当时上海工业界之佼佼者，号召力强，国家民族观念重。我晓以大义，请他们下定决心，率先提倡示范，先将自己工厂拆迁，其他各厂自然跟着效法。监督委员会决定先将机器、材料拆迁至武昌徐家棚集中，然后分配西上宜昌、重庆，北上西安、咸阳，南下岳阳、长沙。至于迁往广西、云南两处的工厂，则拟俟第二步由广东方面拆迁较为便利。上海南头一带工厂的机件，集中闵行、北新泾或南市起运。其现在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者，则先行抢拆至租界装箱，由苏州河或南市水陆起运。凡机件、材料、半成品、工具等，经审查准许迁移者，发给装箱费每立方尺0.35元，运费至武昌者53元，成品运费准发至镇江，每吨12元。各厂抢运机件如在危险地带，可不待检验径自装船运出，其应领费用，经殷实厂商作保亦可发给，俟到镇江或汉口再为检验证明。部署既定，即着手分头进行。

2.工厂拆迁所遭遇之困难

其时上海的风声已然极度紧张，敌兵巡逻市上，面目狰狞，战机一触即发，住在租界以外的人们，都赶着搬家逃命。在租界内居住，亦赶着把家眷迁往乡间或原籍暂避。忙碌纷乱中，我们简直找不着人。8月13日，上海的炮声响了。15日，敌机来袭，我机奋勇迎击，在空中大战起来。人心更是惶惶，军政部代表王衸以责任重大，要赶回南京任所，实业部代表欧阳岑亦要求离开上海，只有财政部代表庞松舟愿意留下来。我心想，监督委员会一旦离开上海，以后找他们开会不容易，一切工作立即陷于停顿。我遂要求他们将全权委托书交给我，在委托书上签名盖章后始能离去。此后，我以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名义全权处理上海工厂拆迁工作，不用开会，独断独行，反而感到方便。8月16日，敌机继续轰炸，大炸弹从空中掉下来，正中大世界，把热心国事任劳任苦的薛福基先生炸伤，不久他竟因伤身故。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地方秩序相当混乱。这10日内我们遇着不少困难。

卡车、火轮、划子、挑工，是我们运输的工具。货车的主人，其热心爱国的，已把少数的车辆送到前方军队应用。其余的因恐怕拉差，宁可把车辆的零件拆去，闲放在弄堂里。其肯出租的，一定要很高的价钱和很稳当的担保。说起来也难怪他们，当时货车出了租界外，需要特别的入界照会才可回来。的确，有些车辆除了租界外，就为有力者扣去。就是装上机件的车儿，沿途亦常遭警察及流氓的拦阻，每次都要费很大力量才得平安通过。火轮船那时忽然也减少了数量。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一条轮船，先付租金，转眼间又为难民占领。如此的已不止一次了。好容易搭通了线索，方才雇得些划子、力夫。在杨树浦一带更必需要出高价钱雇佣白俄或高丽的力夫及司机，才可进出。长江下游江阴要塞已被封锁，火车太过拥挤，且开行无定时，车站机车头又都是轰炸目标，我们只好放弃陆路运输，专靠划子来工作。

驻防军队因为要清查汉奸，对于所辖地区的通路，均派兵拦守。各军队均要自发通行证或护照。内中不免有些奸人借此为发财之具。甚至由区内把机件搬出来亦要护照，护照上注明物件数目及人数。工厂的职员工友们，往往因为多带了一件被捕，而致全批物资被扣留。监督委员会首先与京沪警备司令部办事处取得联络，发给通行证，以便厂方职员率领人入戒严区搬运物资，由各厂高级职员及工厂联委会职员严密监视，并负完全责任以防汉奸。该办事处主任邢震南先生极明白情理，极有肩膀，经我将情势解说，便立即交给许多空白的通行证及盖印的白布章、木船与货车的旗帜等。各厂负责人凭着这个护符，便可入得戒严区域，以后再向每军每师去办此类交涉。

往事不堪回首，假如当时有准备、有计划，能有一个机关以公平的统制分配运输工具及主发通行凭证，则对于我们的工作必可增加许多便利，物资抢救出来的数量也必可大大增加。其时沪上各银行奉令暂停兑现，后来开放，亦限制提款，幸得财政部徐堪先生允许，我所带来的支配随时可向中国银行兑取现金，关务署并允许，可凭监督委员会的证明，准各厂迁移的物资免除关税及检验，待到汉口海关再行补验。各债权银行亦允经监督委员会证明，由主任委员负责担保，准其迁出，我在三日间竟负上担保五千余万元的责任。

困难犹如江水，滚滚不尽而来，监督委员会有两位委员已早于8月14日因公返京。我亦因连日奔走南市、闸北，左脚受伤中毒，伯特利医院石成志医生诊治之后嘱我休息，要把左脚悬挂起来，不可放下，否则恐成残废，须割去一足。各厂家相顾无言，我亦只得一只脚跳来跳去！但我不能中止我的工作。我在马浪路租了一家跳舞厅作为办公室，悬高左脚坐着办公，接应各方面来往的人物，工业界朋友们见我这样不屈不挠拼命苦干，心亦为之感动，工作更加用心，很多小事不再麻烦我了，有问题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如此工作效率反而增加了，原来我常陪他们到各处交涉浪费了不少时间，现在他们分头工作，我则从中指挥，在万难之中，鼓励着各厂当事人的勇气。不要灰心，要冷静头脑，把紧张的情绪捺住，他们每当走投无路之时，常大发牢骚。对待他们只有忍耐，只有安慰，只有劝勉。当此千钧一发的时机，假如我们之意志稍现颓丧，我们之处理稍感畏难，则此后工作进行将必陷于停顿。厂家各人，打不破重重难关，均已失望，殆以为迁厂事必无所成。我们心念上海一隅的战事，不知能支持几时，岂有轻易放松一瞬的时间？监督委员会立即把上海联合迁移委员会的内部组织加强，并代为解决种种困难。幸得资源委员会负责者指导于上，各厂家又分头合作负责于下，工作虽是艰苦，但进行还算相当顺利。

独资经营的厂家，关于迁移问题，尚容易决断进行，至于有限公司组织的迁厂举动却惹起法律问题。董事会简直是开不成，股东会更无从说起。监督委员会于是下令给各厂的负责人，必须服从政府的命令，将厂中机件拆迁，一切责任自有监督委员会代为向其董事股东们负担。当时最顽强的要算龙章造纸公司的常务董事傅筱庵，他与日本人勾结，以日寇作其后盾，起先拒不迁移，监督委员会曾下令由该厂总经理庞赞臣全权负龙章造纸厂拆迁之责，并一再警告傅筱庵，如在期限内未拆迁，将其工厂炸毁，绝不以厂资敌，傅筱庵知道无力抗拒，只好放手。后来龙章造纸厂内迁重庆，改组为中央造纸厂，并兼制钞票纸，成为后方规模最大的造纸厂，在抗日期间，对后方的文化事业贡献很大。

3.由被动到主动

淞沪战事日益加紧，工厂迁移的风气亦日渐造成。最初虽经苦劝而不肯动弹者，后来竟有人自动前来要求加入工厂拆迁的行列。小型工厂拆迁较易，动作亦较迅速，宣传的作用很大，一传十，十传百，造成一呼百应的趋势。工厂拆迁蔚为社会风尚，变成一种时髦。好像谁不搬迁，谁就表示对抗战不力，被认为准备做顺民、做汉奸。故一大型工厂搬了，必有十数个小型卫星工厂随之。监督委员会为争取时间起见，对于及早迁移者所给装箱费、运费、旅费、生活费之外，并允向政府商请低利贷款给建筑、复工等费，协助征地、用电、承接工作，减免苛细杂捐，购储材料原料，以减少其复工困难，务必使各厂于到达指定地点之后，迅速复工生产。其延不迁移者，则在一定期限之后，将酌减其应得津贴。同时并将迁厂种类加增，不仅只限机械、化学、电气、冶炼等业，其有合乎后方抗战需要，及具有一技之长，而得监督委员会核准者，亦准发给同样待遇。其不合紧急需要，而自愿随政府迁移者，监督委员会亦酌量给予方便。上海市社会局长潘公展又代为普遍通知各厂及各同业工会，嘱其到监督委员会接洽，我复重托各厂之努力分子，四出劝导，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派李若膺驻苏州，金履端、邹友仁、蒋逸聪驻镇江，李守中驻武汉，各处设站接应。资源委员会复派陶寿康、施才两员驻镇江，李荃荪、吴至信两员驻武汉，执行监督并负责照料。凡工厂联合会及各站职员，有因公受伤或死亡者，由监督委员会担任营养抚恤，此表示政府对西迁的重视，也使他们免却后顾之忧。

4.第一批工厂仓皇西上

1937年8月2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马雄关德顺昌机器厂、颜耀秋的上海机器厂、胡厥文的新民机器厂、胡叔常德合作五金厂等四家之机件，共装船21艘，并技工160余人，由各厂重要职员高功懋、刘元义、邵仁理、金祥宏等分别率领冒险由苏州河运出。翌日，余名钰的大鑫钢铁厂、支秉洲的新中工程公司、沈鸿的利用机器厂、胡允甫的精一机器厂、李翊生的启文机器厂及姚兴昌铁工厂之机件及工人，亦由各厂派员负责职员吴仲甫、李翊生、安得璋、沈鸿、胡允甫、徐亚坤分别率领，继续运出。其运输方法简述如下：用木船伪饰以树枝及茅草等，每艘相距半里许、互相照应，循苏州河，用人力划出，途中如遇敌机来袭，则泊于江边芦苇丛中暂避，抵苏州河后乃雇佣小火轮拖原船至镇江，再换装江轮直驶汉口。苏州镇江两处已设有运输站，与当地军运及政府机关取得密切联络，并与上海时通情报。那时因江阴已被封锁，铁路又侧重军运，吾人只得由苏州河一条路运至苏州，或取道南市由松江转苏州。

此次运输方法尝试成功的消息传来，中国建设工程公司、慎昌铁工厂、中国窑业公司、中华铁工厂、益丰搪瓷厂、镐锠铁工厂、汇明电池长、朱亚铁工厂、中国机器厂、美艺钢铁厂、达昌机器厂、三北造船厂十三厂的物资各由本厂职员雷志僪、黄生茂、谢正宽、载怀三、装阿大、董吉甫、钱惠康、孙九鼎、孙传德、汪友直、王春芳、孙士桥等分别率领，均按照此法急剧陆续运出。不料9月8日起，驻防苏州河的军队突将乌镇路至北新泾一段航路封锁。在此段内船上各厂的物资漂泊河中，进退不得，彷徨两日。我与工厂联合会主席颜耀秋先生驰往闸北遍觅驻军主管人员交涉，所遇均多方推托。其时江上敌舰炮火直对着闸北一带乱射，弹片横飞，距鼻咫尺，中弹的房屋，随着脚跟倒下来，几葬身瓦砾堆中招屡屡。是日傍晚，始交涉得有头绪。封锁算是已得解除，但因盘查过严，厂家咸感不便。未几，京沪警备司令部办事处刑主任镇南调任，后发给护照，又经一度延阻。9月中旬，银行及各界联合组织上海市运输委员会，在兵站取得民船二百艘及大小轮船30只，其分配办法分军用、国防及银行物资、政府物资、民用物资，依次序先后迁运。工厂机件被列入第四等，不能得着帮助。又经俞鸿钧市长代监督委员会向张文白司令长官处领得护照一百张，又为捷手者领去，后经几许交涉，始蒙发给一张，但是无论困难如何，仍阻不住厂家迁厂的决心，只有上下一心自寻解决办法。

上海工厂迁移工作经各厂家团结的结果，渐上轨道。我心念着青岛的工业，以为亦应着手迁移，曾于8月13日发电南京，请资源委员会提议派员前往主持。苏州、无锡、常州一带的纱厂甚多，战时尚未波及，亦可着手发动拆迁。资源委员会曾于9月中旬派顾毓瑔前往苏州、无锡一带劝导。但是各纱厂当时赢利甚厚，大家都抱着宁可现在多赚钱，等待事到临头再算的观念，所以未能推动。资源委员会又曾派孙越崎、陈良辅、刘兴亚、周茂柏等四员往河北抢运物资，但因军事转移，仅运出材料一批，该处的厂矿未能迁出。

上海的文化界的意念与纱业中人的恰是相反，我与他们开会讨论两次。预料明年春季后方各省将感觉教科书缺乏，他们却自动地着急起来，商务王云五先生尤为热心，我乃在极端困难之中，抽出吨位，速将商务、中华、正中、开明、大东等书局的中小学教科书500吨先行运出。随即将印刷厂多家及中国铅笔厂的机件物料先行迁出。9月中旬教育部代表梁明致君曾到沪一行，我乃与梁君共同拟具协助文化工业迁移费用预算，电京请求追认。在抗战初期，大后方的青年学子就靠这500吨教科书，才有书可读，学业不至于中断。等到这500吨教科书用完，内迁的工厂已次第开工生产，教科书已不虞匮乏了。

上海有些小厂家平常靠着较大的工厂分接工作。他们工厂虽小，但是他们急工赴义的决心倒甚大，他们有些人听过我的训话，知道敌人快要到来，各大厂家均已预备西迁，以粉碎敌人破坏我民族工业的阴谋。他们心里明白了，他们的目光在发亮，他们的血管在沸腾着。有一位厂家急急忙忙跑回家去对老娘孩子发表他的意见，随即召集他厂内的学徒工人演讲一番，即下一个命令：“搬！”全体动员，漏夜收拾。把笨重的机件托给知交的大厂家代为保管，他们肩负着包裹到我的办公厅来领证明书。我诧异他们的决心及动作何以如此迅速。他们把经过告诉我，我心里深为感动，我伸出个大拇指称赞他们，他们接得证明文件，说声“到汉口再见”，就头也不回，大踏步，肩着行囊走了。这种剑及履及的精神，光明磊落的态度，真可令一般麻木不仁的资本家愧死。华成、华生两电器厂，中国、中华两无线电器厂，此时已将机件拆装完毕，急忙用船划走。龙章纸厂已处于炮火集中之日晖港，且其中一千千瓦时整套发电设备，及造纸厂之大烘缸两个，每个重12吨，均以体积庞大，搬装困难，延至最后始能装船运出。

5.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工作的结束

9月初，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先生新从欧洲返国。为调整工业以应抗战时期之军需民用起见，翁、钱（昌照）两先生拟有整个计划，一方面扩大各厂矿的内迁，一方面增加了内迁厂矿迅速复工的保证。政府于9月中旬成立贸易、工矿、农业三个调整委员会，直属于军事委员会。翁先生兼任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资源委员会于9月20日向行政院建议拆迁吴蕴初先生所办之天利、天原、天盛、天厨四厂及造船文化各工业，请求增加迁移经费。9月23日第330次院议，交工矿调整委员会召集军、财、实、教四部，及资源委员会审定办理。9月27日工矿调整委员会会同各机关为工厂迁移事在京开会讨论，决议增加迁移费5216万元，通过了各厂息借款项原则，并议决以后工厂迁移原则，其原则简述如下：（1）沪战以前，当时厂家多怀观望，为奖励起见不得不从优一律给予津贴，现在愿迁移者众，前订办法自不适用。（2）另定迁移之工厂分为军需及普通两种，其在国防上确有需要，如机器、化学、冶炼、动力、材料、交通、器材、医药各厂及矿场，于原料、动力、人工等方面均可有供给办法者，由政府按其个别情形酌予补助。全国各地补助总额暂定500万元，其息借办法由工矿调整委员会临时个别决议之。（4）其他普通工厂则不补助迁移费，唯其精巧技术制造能力经主持机关认为有特别援助之必要者，筹定息借办法办理之。（5）所有上海迁移善后与以后工厂迁移适宜由工矿调整委员会主持之。

监督委员会主持上海工厂拆迁工作，所定的办法及所用的手段，很多是因时因地制宜的。非常时期用非常之手段，理所当然。但这些办法不能普遍适用于全国。故当上海工厂拆迁工作告一段落，工矿调整委员会代之而起，亦是时势所然。

监督委员会因鉴于战线日渐紧逼，为催促各厂物资早日运出起见，曾规定：自9月27日起，尚未起运者其工人川资及生活费缓发。自10月11日起，原料运输补助费减给半费，运至镇江。

这时适逢军委会改组，除原有的第一、二、五、六部外，特别增设第三、第四部。第三部主管重工业，第四部主管轻工业。第三部部长由翁文灏兼任，俞大维、钱昌照为副部长，以下分设四组：（1）地质组，组长翁氏自兼。（2）化学组，我担任组长，金开英为副组长。（3）机械组，杨继增、李景潞分任正副组长。（4）电气组，辉震任组长。组长是少将衔，副组长是上校衔，我担任化学工业组长，亦得了少将官衔，以后对我发生了一点作用。

我因军事委员会第三部成立，被任为化学工业组组长，于10月6日奉召返京商洽。9日，我在京召开监委会第二次会议，议决俟工矿调整委员会主办之厂矿迁移机关成立后，即移办交代。会中首次结识翁文灏、李景潞、张茲丰诸先生。14日由京赴汉口，安置到汉各厂。21日由汉返京。23日由京返沪继续办理工厂迁移事宜。10月26日，闸北失守，苏州河一段顿被截断，各厂物资只得取道内黄浦江运往松江，经苏州、无锡至镇江。至11月5日，敌兵在杭州湾乍浦登岸，迨平湖告警，松江又受威胁，乃改由怡和轮船运往南通州，转民船经运河至扬州、镇江。这段运输比较以前各道更觉艰辛。以后迁移者则唯有取道香港或宁波转往各处。10月28日，我复被召返京。30日，我在京召开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亦即为该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11月1日，我赴镇江视察运输状况，觉尚良好。我军于11月12日退出上海。随我在上海工作的人员钱文达、林世华、王序端三君，均于上海沦陷后安全退出。12月2日，常州失守。6日江阴炮台被陷。11日南京情形混乱。13日南京失守。上海及附近各工厂物资沿着长江迁移的运输，直至12月10日镇江运输站撤退，乃告一段落。

6.上海工厂内迁的统计数字

在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期间，除去协助公营及国营的工厂不计外，计共迁出民间工厂146家。其机器及材料重量已安全抵达武汉者共1146万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各厂行业类别及数量如下：

机器五金业66家

造船业4家

炼钢工业1家

电气及无线电业18家

陶瓷玻璃业5家

化学工业19家

炼气业1家

文化印刷业14家

纺织染业7家

饮食品业6家

其他工业5家

7.拆迁途中损失

各厂迁移物资当上海失陷时，颇有损失。载天利氮气厂机件各船10月27日方开始陆续驶出，开至北新泾时即逢我军转移阵地，内有4艘被军队拦截充浮桥之用，后经大力交涉，用旧船交换始得释出。又逢敌机轰炸，天原厂门口有装载未毕之木船一艘被沉于河中。龙章造纸厂机件1300余吨，雇用民船46艘，编成10组。其第一至第四组得安全到达镇江，转装江轮。第五、六组到达镇江后，已不及转装，即由原船由镇江划至汉口。最后之四组到达镇江被敌军拦截，退回上海。当时在扬州附近仙女庙地方，尚有数厂物资被截，欲进不得，但在日后，各物多能间道安全退回上海。

8.青岛、南京的毁厂运动

当上海方面工厂迁移进行急剧之时，青岛方面忽然发生毁厂运动。其经过事实，真是悲壮！其计划之周密，殊令人佩叹！其破坏之彻底，尤其令人痛快！原来敌人处心积虑，谋以经济侵略亡我中华。其最毒辣一着，为把握住我国棉毛工业的命脉。青岛的日人纱厂，实为彼进侵我棉纺织工业的大本营。彼等多年经营，在青岛沧口、四方两处，设立内外、富士、公大、隆兴、宝来、大康、上海、同兴、丰田等大纱厂九间，合其纱锭52万枚，投资达2182亿元，工人215万人，青岛的环境，如交通、原棉、劳工、气候、生活等条件，均极合于纺纱工业。此外日人尚设有啤酒、火柴、榨油等工厂多家。青岛市政清洁，风景佳胜，日人久以之为殖民乐土。各纱厂之建筑均甚坚固，如同堡垒。墙壁、楼板均装有自动洒水救火设备。平日防护甚严，外人不易入内窥察。因在青岛驻有日本海军，且享有特殊权利，故日浪人平素行为强横，滋生事端。幸我青岛市政府沈市长成章善为应付，始告相安。当时敌人对于侵略手段，各方主张不同：陆军以为三个月内可以解决战争，主张急进，海军目光稍为远大，主张缓进。商人们则因产业关系，不欲战争波及青岛。陆海军人间意见因此不和。

民国二十六年8月13日，敌军既在上海发动战争，驻青岛陆军人员亦欲同时在该处发作，但是恐怕其海军人员不合作，乃于该日暗杀敌海军人员4名，说是我国人所为，以激其海军。敌海军人员果中其诡计，于事情发生一小时内，即拟派兵入市。经沈市长向其司令官严重抗议而止。敌驻青岛总领事西春彦偕其副领事随即来到市政府，态度异常强硬，限期缉凶盗窃。沈市长大怒，责以“凶手何人？凭证在何处？信口雌黄，有失外交官身份，本市长奉令守土，如有扰乱治安者定予严惩”等语。西春彦领事闻言气结，忽患中风，倒于椅上，面色如死灰，以酒灌之，乃醒，不能再谈，其副领事扶之去。沈市长因敌寇故意挑衅，乃调兵布防，决心应战。敌寇多方利诱威胁，不为所动。敌方因军力不充足，为避免冲突及保护其青岛巨大财产计，乃筹划撤离。未几，敌国驻青岛侨民及其外交官与海军军舰等全部自青岛撤退。该处侨民忍痛离开青岛，其情状极为悲伤。其时敌寇越上海前进，逼我首都，山东北部的敌人亦蠢蠢思动。

敌侨已退，战祸已逼，沈氏乃布置各纱厂之破坏工作。以青市保安大队、陆战队及各纱厂原有技术员工2000余名合组破坏队三个大队，委派郁仁治、马锡年、秦国弼等分别负责主持，并规定破坏方法三种。即：（1）精巧机件如锭子之类，以人力破坏之。（2）房屋及轻机器之类，以火烧之。（3）锅炉及重机器如水管之类，以炸药毁之。当经筹备炸药多吨及洋油引火物类等，并取厂存大量棉花，以布紧缚于机器上，布条联系，使各机相接，各房相连。分置引火物如汽油、煤油之类于布纱附近，准备应用。机器的下方满堆着干柴。锅炉水管及房屋机器的底下则开掘孔穴埋藏炸药。又除去壁中及板楼内的救火水管，连各厂大水池之总水管一并毁去。掘地沟通连九厂，沟中放满引火物及发火电线。各队员皆能奋勇工作。沈氏掌青岛时，平素尽力提倡民众教育，市民工人多习国术，所以各护厂队员中多为工人，此时亦甚得其用。沈市长常往各厂亲自巡视工作进行，经过一个多月，工作始得完毕。此时唯有静候命令一发，九厂即可立成灰烬，抢救者虽有回天之力亦无能奈何。

不久。敌军从蒲台渡过黄河，山东受了威胁。敌人占了青州胶济路段，韩复榘逃遁。敌人又进占潍县，青岛岌岌可危，沈氏乃疏散市民学生等计30万人于后方，其穷困不能迁者约共5万人，特为迁居安全地带，代备粮食及燃料。布置既毕，沈氏乃遵照预定计划，于12月18日下午7时，下令破坏全部日本纱厂。郁、马、秦三大队长奉令同时发动。火光冲天，炸声隆隆，九厂齐发，立刻成了一片焦土。火光经过15日始熄。我国境内棉纺工业的一个大恶疮，乃得除去。大火时，敌机时来摄影，但是始终未在青岛投弹。因他们尚梦想着可以侥幸地保存其残余的产业。

总之，青岛的工厂是毁之者多迁之者少。仅国人所办的华新纱厂、冀鲁制针厂等，事先得沈氏协助迁出。关于青岛的毁厂运动，我虽未直接参与工作，但间接与沈氏及其部属联系过，我派了杨庆燮。杨君事迹极为英勇，不可不提。原来资源委员会向外国购得汽油五千桶，忽接得电报说该批汽油经已运往青岛，迅速派员前往接收抢运，此时敌军已逼近青岛，危在旦夕，资源委员会急忙请我派员前往处理。我即选择一位青年杨庆燮应命。资委会立即派杨君兼程前往青岛办理。杨君抵达青岛，火速将物料搬上专用火车，立即开车，即日敌军飞机追到，用机关枪扫射，幸亏时已入夜，火车急速飞驶，深夜已离险境，安全转运武昌。资委会即送交军部接收该批汽油，连同杨君一并接到那边工作。

南京将失守时，该处亦拟举行毁厂运动，事虽未成，但颇值得一述。南京上游对江附近卸甲甸地方设有永利亚厂，规模宏伟，设备精良，技术人员众多，其设备安装均由厂中本国工程师完全负责。该厂在范锐（旭东）、侯德榜两氏辛苦主持之下，于民国二十六年3月开工生产，日产硫酸亚150吨，硝酸40吨，技术及业务均蒸蒸日上。民国二十六年11月间，该厂因承制军用化学品，未能停业，又遭敌机三次低飞轰炸，只拆迁得一小部分机件及铁工部全部机件。及至12月初间，范旭东氏在汉口，心念其一生心血在塘沽所造的每日纯碱厂量达200吨的永利碱厂已为敌人把持，现所剩下仅有的亚厂不可再为敌人所用，乃派多才多术的林文彪博士及张镕、王杰如、寿乐、程秀标等专门技术人员共9名，由汉口于12月8日，乘最后一次下驶的太古公司的黄浦号轮船东下，计划入厂内再将重要机件拆运，其不能拆运者则予以技术上的破坏。船抵离南京数千米的三洲河口时，前面已发生战事，不能前进，当晚芜湖被抢，工人在轮船上眼看下关一带发生大火及美国炮艇巴纳号被敌机炸沉。船停泊在三洲河口，一连三日，工人身处硝烟弹火进退不得。情势愈益危急。林氏等9员分三批冒险由裕溪口上岸，意欲冲入厂内完成任务，及至，厂已为敌兵占领，知已无望，只得徒步转往合肥，经六安至麻城，后由公司派汽车到麻城接返汉口。亚厂随着碱厂的命运，同样陷于敌手。

9.西北及杭州的迁厂运动

1912年以来，阎锡山主持山西省政，太原因未受战祸波及，故政治较为安定，工业建设亦稍具规模。太原的西北制造总厂、西北的实业建设公司、西北治钢厂是其著者。

西北方面的迁厂运动，其壮烈不减于上海一役。民国二十六年11月间，平绥线方面因晋军李服膺贻误戎机，致丰镇、大同等地沦陷敌手，敌军复由石家庄西向攻娘子关，并与忻口方面之敌会合夹攻太原，太原告急。太原西北制造总厂总办张书田氏不顾一切，即自动下令将全厂机件拆迁南下。全厂职工及眷属千余人，通力合作，费了数日夜的力量，拆得机件千余吨，并协同蒲铁路第五及第六号火车头两座，抢运至风陵渡，欲由此南渡黄河。风陵渡为同蒲铁路之终点，地处黄河转弯之处，水流湍急，泥泞深至数尺，且无码头。白日敌机盘绕，只能于夜间进行工作。他们取拆下来的铁轨铺于泥泞中，以马拖木、立桩、钉板，拟建临时码头数座。转眼间河流横扫，码头底脚已为水涮去。他们不因此而气馁，人抱木杆，没入水中，再接再厉，继续打桩，那晚的月色十分暗淡，积雪增加了寒威，风声如同虎吼，景况至为凄厉，工作亦更艰苦。张总办立马河边，亲自督导，合力以性命相搏。经过几许困难，码头才得草草树立，机件人马，由此分批下船，鱼贯渡河。全体离岸后不满两小时，敌人之炮弹已飞来，但幸一行人众均已安全到达彼岸。他们在南岸稍作休息，整顿行旅，即经由陇海铁路运输西行至虢镇驻扎。厂方以所需钢铁材料尚缺，复先后派遣处长彭述宗、厂长李宝钧、王宝善、于邑萄，职员高金泉、费文广、赵鹏举等，分道往漯河、偃城、许昌、巩县一带采取铁轨钢料。经过拆卸、截剁、集中及装运之后，又得数百吨。张氏以虢镇地点不合时宜，决定他迁，命令全体取道南行。职工男女千余人，机件材料2000余吨，一路浩浩荡荡，卡车、骡车、背荷、肩挑，同时赶着两座庞大的火车头，由川陕公路前进。入大散关，盘旋曲折翻越2000多米高的秦岭，通过留坝，至褒城。由此分两路：一路转往陕南，一路继续南行，攀登古称蜀道难之牢固、五丁、七盘诸关山而入川。这一次的长途迁移，在川陕路上确是一件伟绩。其伟大只有稗史上所载秦时蜀人遣五丁、驱金牛、开路由秦入蜀的一段传说差可比拟。吾人从陆游“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及韩愈“雪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几句诗里可以想象当时艰苦的情状，当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即各就所获的古庙，修改设厂。把带来的火车头固定地脚，升火发动，以供全厂的动力。又把带来的钢轨，加以锻炼，作为原料，从事于机械的制造。职工男女经过此次患难之后，皆视工厂如家庭，共同爱护，努力工作，该厂自此立下根基，以崭新的姿态，在机械工业上发挥伟大的能力。

至于西北实业建设公司及西北制钢厂由山西拆迁而来，详情不得而知，主其事者为彭士弘先生，可请其补述。

1937年11月，浙江省政府因鉴于时局紧张，认为杭州各工厂有内迁之必要，乃由建设厅拨款10万元，派工厂检查官陈奎，会同杭州市铁工业同业工会主席赵嗣宗、常务委员胡四兴等，就杭州规模较大之铁工厂武林、大来、协昌、胡金兴、应镇昌等五家，选择重要机件，负责拆卸、装箱、搬迁至杭州钱塘江码头，再改由水道向钱塘江上游搬进。不料机件运抵江干时，敌人已到杭州市近郊。当时情势紧急，军队民众均大批向钱塘江上游撤退，船只极感缺乏。该项机件仅能运出50余箱。运至富阳时，敌人已追踪而至，只得将该项机件漏夜赶运兰溪，然后再改由陆路运入浙江内地。杭州之林长兴织带厂等六厂，联合迁移，由林崇熹率领，得航空委员会协助，幸能于杭州失陷前安全迁出运入四川，这是厂矿内迁最幸福的一批。浙江省建设厅又鉴于宁波、温州两地工厂亦由内迁必要，复组织宁波温州工厂迁移委员会，派邱达雄君为主任委员主持其事。该委员会曾派黄爵俊、周寿笺、杨烈卿、蔡孔耀等五人分向宁波顺记铁工厂等及温州大华针织厂、毓蒙铁工厂等商洽迁移。初时浙江省政府原有出资联合各厂组织联合铁工厂之议，后因各厂商不愿在内地经营，而愿将机件价让，乃由建设厅会同有关机关组织评价会，依照价格将内迁之机件收购。省政府又增派浙江铁工厂工程师金维楷、张桂萌等前往搬运镇海威达、宏远两炮台之废炮弹4000余颗，及沪杭甬铁路局白沙机器厂之机器两具，并购运宁波顺记铁工厂机器五部。此后浙西行署又曾负责抢运长兴煤矿材料机件一批。

（三）此去四川多艰险1.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之成立

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自9月27日开会成立，即拟定迁厂整个方针，并指导成立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于11月14日成立，以工矿调整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军委会第三、四部，军政部、财政部、实业部等机关代表孙拯、林继庸、恽震、高惜冰、彭熙同、周介春、刘荫茀等为委员，并指定工矿调整委员会孙拯为主任委员，林继庸及高惜冰为执行组正副组长。15日，工矿调整委员会派林继庸及顾毓瑔往苏州、无锡、常州，金开英、朱谦、陈良辅往浙江，陈世桢、欧阳岑往山东各处抢运物资。然以为时过缓，形势恶化，多未果行。我召集苏、锡、常一带纱厂负责人，于11月17日在镇江会晤。是日清晨，我抵镇江，与省政府商洽迁移工厂办法。未几，苏州苏纶纺织厂沈灏，无锡庆丰纱厂唐晔如，公益铁工厂李国琛，常州大成纱厂刘国钧等均到，当即开会决议办法七项，由工矿调整委员会拟给津贴20万元交镇江中国银行经理王恩官及江苏财政厅长赵棣华核发。其时贸易、工矿、农产三调整委员会已设立联合运输处驻镇江，负责为童少生主任，由童主任分配船只车辆。部署既定，各厂代表即各返工厂着手进行。惜时间过迫，仅得无锡公益铁工厂全部及常州大成纱厂部分迁出。及至由南京退却时，我们把南京的京华印书馆等数厂拆迁，至于首都电厂，仅能把一部分物料迁出，其机件则来不及拆运。

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鉴于上海迁厂时期政府无统一之通行证发给机关，因此大费气力，延误时机，特呈准军事委员会印就一种护照，名曰军事委员会货运特种护照。护照上由委员长署名。交由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负责核发。后来又呈准行政院加盖“本照所载货物准予免税放行”字样于护照上，由财政部通令各地海关之照，此后各厂家的物资才可通过各驻防区无阻。又得着铁道部允许，凡机器、半制品、材料等项物资，得凭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证明，于交付各铁路运输时，半价收费。是时南京下游情势日非，各厂的物资多半已到达武汉，工作重心亦由上海移至武汉。工矿调整委员会乃成立武汉办事处负责办理，于11月18日派我及李景潞为该处办事处正副主任。

2.主持武汉办事处

11月22日晚，南京各部院职员大部分已到达汉口，工矿调整委员会武汉办事处随即成立。当时最紧急的措施是抢救镇江沿江至武汉一带之物资，及安置到汉口各工厂使迅速复工，免致工人麇集无事可做。一方面并计划分途向西、南、北三方迁徙。28日，工矿调整委员会派高惜冰先生往九江、芜湖，陈世桢先生往郑州、开封等处劝导迁移。九江方面迁出光大瓷厂、中华火柴厂等数家。芜湖方面迁出中国植物油料厂一家。开封方面迁出河南省农工器械制造厂一家。郑州豫丰纱厂当时尚无决定表示。12月13日晨，南京失守，马当防线即被部分布雷封锁。其时尚有轮船多艘，满载着大成纱厂、永利铔厂、中华辗厂、大中华橡胶厂、天原电化厂、天利氮氯厂、天盛耐酸陶器厂、天厨味精厂及中国工业炼气公司等厂的物资滞留在封锁界外。未几龙章造纸厂之第五、第六两组木船16艘亦到达马当口。驻军部队方面先前我们已交涉妥当，所以一遇厂家请求，即派领水手一一导入界内，俾得继续西上。及至马当防线完全被封锁时，工矿调整委员会派职员袁子英君探得尚有内港小道，经过一小段陆路，可绕入封锁界内，袁君乃由彭泽徒步绕过马当封锁线外，寻觅得厂家物资尚有留在华阳望江等处着，即与望江某帮中首领联络，发动农民，得有牛车数十乘，陆运数十里，往复搬运。全数到达后，再装木船，经扬子江，过小孤山西行至九江，再改装轮船至汉口，因此各厂沿途滞留的物资损失程度，得以减到极微。我们在汉口，时时以此项物资安全为念。因为少量机件的损失，每足以影响全厂复工的预期，所以每次得接电报，闻道平安过险，不禁喜形于色。各厂物资留在芜湖下游无法逾越敌人防线者，亦已分别指定地点，将船凿沉，以防资敌。

厂家的生意经是不怕一时亏本，而最怕的是长期停工。他们领着大队的工友，空闲着无事，不独管理上及经济上发生困难，而在国难期间不能迅速替国家社会服务实令他们抚髀兴叹。我们为顾及汉的厂家迅速复工起见，即选择那些容易搬迁的机械五金工厂，暂在武汉开工，利用空余的堆栈，或租些民居暂作厂房，迅速架起车轴，安装机器。果然不到十日，已复闻机声轧轧锤凿交响的声音。又协助他们在兵工厂包下大批工程，足够他们几个月的忙碌。新民、合作、慎昌、新昌、上海、利用、镐锠、东升、新中、顺昌、美艺、精一、发昌、姜孚、精华、铸亚、新华、萧万兴、张瑞生、张兴昌、中国钢铁、中国机器等翻砂机器工厂，振华电气厂，合众电池厂，中华、中国、华昌等无线电厂，冠生园罐头厂，家庭工业社，源大制革厂，美亚织绸厂，迪安针织厂，梁新记牙刷厂，中国铅笔厂及各印刷所等共37家，皆是在民国二十六年内复工的。其后，华丰、三北、华生、华成、永丰、希孟氏、姚顺兴等27厂，亦赶速于民国二十七年1月内继续复工。这64家工厂，大多数一直工作到民国二十七年6月武汉情势严重时，才停工再度拆迁。他们停留在武汉的短短期间，不仅是满足了他们为国服务的志愿，且可借此补充机件、材料、图样，以作再迁后发展的准备。

对于那些因为机件笨重及不宜于停留武汉的厂家，我们则劝其迅速将物资径运宜昌，转往重庆。工矿调整委员会即派职员汪泰经前往宜昌组织运输站，以为协助。其时宜昌满堆积着物资，而且空袭危险。我们乃在宜昌上游20余里平善坝对过地点小红溪的地方，租地搭棚，以便存储物资。该处离开宜昌不远，隔了一道石滩，三面皆山，四无目标，倒是个比较安全的地点。厂家的物资运到宜昌后，一时赶运不及，都在那里暂时堆积起来。

3.成立迁鄂工厂联合会

当初有些厂家尚以为武汉还是比较安全的。民国二十六年9月间初到武汉时，即由驻汉代表支秉渊把到汉的厂家组织起来。后来厂家来得较多，乃成立迁鄂工厂联合会，公推颜耀秋、支秉渊为正副主席委员。为方便照料管理起见，我们拟在武汉设立一暂时的工业区，于是着手找地、购地。费了多日的工夫，才看中了武昌城外洪山、播其的一片空地。该地水陆交通尚称便利，地势较高，不致遭洪水淹没。工矿调整委员会决定出钱把该地段买下来分给各厂家使用。初时由厂家与地主进行交涉，不料每交涉一次，地价即高涨一倍，竟至无法成交。后来工矿调整委员会派代表出头与省政府及县府交涉，亦不得要领。那时湖北民情保守，对办工业亦无远见、政府方面，鄂省建设厅长石瑛、民政厅长严立三以及元老张难先都很保守，严立三一贯提倡农业，脱离不了传统以农立国的观念，主张农业至上的理论，官府中人竟谓洪山以产红菜苔著名，若议厂家们在那里办厂简直是助长工业打倒农业。因此我们的交涉结果，变成为工业与农业何者为重要的辩论。建设厅石厅长示意我们，说鄂省府已决定迁移鄂西的恩施，武汉此时实在不宜设厂。他老先生的高见，我们到后来才觉得有理，因为我们办交涉时，南京尚未失陷呢。

武昌洪山有一位地主艾玉溪，很愿意帮助工业在武汉发展，他认为鄂北将来发展工业，武昌可成为工业重镇，故对我们表示乐意协助，即与迁汉的新中工程公司议妥，以园地每市方4元，田地每市方119元的代价，把他所有艾中和堂的地段出让，并于12月18日签约。不料因此恼了长春观的道人侯永德，这道人是大地主，他以为取价太廉，大起反对，并联合附近的佃民，荷锄执斧，武力对付。这位道士神通广大，官府里面都有他的信徒。他们以“收复失地”为号召，我们虽曾用甚大的力量，竟敌不过这位道士。我们因为购地问题旷日持久，心急如焚，回想石厅长忠告我们的话越想越有道理，于是决定再继续西迁。还算我们觉悟得早，不然恐怕后来京口农场的惨案会在洪山先发，而厂家的物资就要损失许多，这是要感谢侯道人之赐啊！

宜昌县商会主席蔡云程先生来电。欢迎我们到宜昌去设厂，情词恳切，我们念及武汉既无所恋，更何有于宜昌？蔡主席的盛意我们只好感谢，待战争完结时再作讨论。

4.湘鄂赣的工业环境

湘省地形优越，物产富饶，人民聪颖勤朴，本是发展工业的理想地区，早在民国二十三年，资源委员会即决定开湘南为一工业区。但湘省府方面对于厂家多抽一种所谓“产销税”，于工业发展颇有妨碍。我们曾托人往湘建设厅说项，如果能够减免这种特殊税，则有许多工厂愿意到湘南发展。12月19日，胡安恺先生到汉，转述余籍传厅长的意见，谓产销税无法减免，因新厂可邀准免，则原有之厂家亦必援例请求，影响于省府预算，新主席到任未几，万端待理，对于帮助工厂迁湘办法尚未顾及云云。其实省政府之预算是可以补救的，工厂多，开工生产行销市场后再抽税，不至于影响政府之总预算，为什么一开始就抽税给厂家以打击？这种制度就像“吃母鸡而不吃鸡蛋”一样不合理。但几经交涉，劳而无功，这就是以后一般厂家对迁湘兴趣索然的主要原因。

回想到民国二十五年12月间，我曾奉资源委员会派往赣、湘、鄂一带视察工业，觉得湘鄂两省，照交通、原料、销场、人工等条件而论，工业应当有特殊的发展才对，为何弄得这般零落？在汉口眼见得码头工人的利害手段，在长沙又听得工业家在产销制度下呻吟着，才恍然大悟。这次交涉又碰了壁。工厂南迁长沙之兴趣，为之索然。至于江西，民穷财尽，青年被拉去当兵，留下的是老弱妇孺，人力、物力、环境极差。

湘、鄂、赣三省工业环境本很优良，但由于湘省产销税制度之不合理，鄂省码头工人的蛮横，以及共产党曾在赣省兴兵，使这三省工业应发展而未发展，真是可惜。此种种障碍，使得厂家设厂吃尽了苦头，到处碰壁。不过，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幸而还有些地区欢迎我们去设厂，使工业发展显露一线曙光，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一位老先生来访我们，他手抚着雪白的长须，道貌岸然，令人肃然起敬。问他，知是云南省政府委员周惺甫先生，其来意是欢迎工厂到云南去发展。我们殊为感动。但因为由汉迁滇运输困难，恐不易办到，只得答应稍待，再发动留沪的企业家及由粤迁出的工厂分一部分到金马碧鸡之间创办实业。

5.四川的工业环境

关于四川的实业情形，中国工程学会实业考察团于民国二十三年所撰的调查报告，曾供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参考材料。该考察团团长胡庶华任省立重庆大学校长后，即创办工学院。设土木、机械、电机、矿冶四系。又增设地质系，与四川地质调查所合作，发现白市驿煤矿及涪陵、彭水铁矿。我们对于四川的实业情况，已有相当认识。既然川省有煤有铁，加上都江堰之水力，广汉一带的田地出产丰富的农产品，以及四川7000万的人力，这些都是发展工业最理想的条件，因此我们对四川很感兴趣，并着手进行。我在上海时，曾数度与四川工业界的推动者刘航琛、卢作孚、张澍霖三位先生商洽入川设厂事。刘航琛与我是老同学，过去在汇文大学、北京大学均为同班同学，他在四川拥有很多工厂、银行，可说是四川省最大的企业家，其人雄才大略，对四川工业之发展很有贡献。张澍霖是四川人，博学多才，与人谈话亦手不释卷，用力至勤。我们到了汉口，四川省刘湘主席亦扶病到汉，刘湘虽是军人出身，但很注重工业，与广东的陈济棠同是注重工业发展的军人，他心念四川工业的将来，特电邀四川工业专家胡光先生于12月18日由川飞汉，向我们解说四川的资源及设厂的环境。12月28日，四川建设厅长何北衡先生亦由川来汉，继续敦劝。翌日，愿意迁川的工厂代表20余人，与何北衡厅长开始讨论，对于运输、厂地、电力、劳工、原料、销场、政治、金融、捐税等商题，均详加研究。何厅长并申述四川急需纺织、炼铁、炼铜、机器、玻璃、制革、造纸、酸碱及其他化学工厂。何北衡先生的辞令当时很能给厂家一番感动。四川省政府随后又派钢铁厂杨厂长芳毓来汉敦促其事。

从民国二十六年12月29日至次年1月2日，工矿调整委员会曾两次召集武汉各纱厂负责人开会讨论纱厂迁川事宜。因鉴于沪、苏、锡、常一带的纱厂被毁的被毁、资敌的资敌，后方军民急需被服，必须保存实力，我们决定第一步最少须迁出纱锭五万枚，即宣布震寰及裕华纺织共须迁出三万锭，申新纱厂须迁出两万锭。其时武汉各纱厂正在利市10倍，一如苏、锡、常各厂于未失陷时的情况。他们哪里愿意迁移，只推说恐怕运输没有办法，但是政府的态度相当坚决，势在必行，所以他们只得唯唯答应。裕华纱厂董事长苏汰余先生于1月5日亲自飞渝觅厂地以为准备。原来苏先生老早就有意在四川办纱厂，所以裕华倒有决心作局部的迁移。

武汉三镇除了上述三纱厂外，尚有复兴、官纱、泰安等纱厂。复兴纱厂机件祖自汉口第一纱厂，该厂因欠有英商安利洋行债务900余万元，产业归英人所管，须商得债权人同意乃能移动。市政府吴市长前往英领事馆交涉数次，都无结果。我们曾下手强迫迁移，英领事馆闻知风声，竟派大批军队在厂守护。政府不愿与英军冲突起来，以免引起外交交涉，影响中英邦交，所以该厂卒未迁出。湖南官布局纱厂是张文襄公首办的，因情形特殊，归市政府保管，我们虽想拆迁，但市政府不肯与日人交涉，我们亦未动手。

工厂内迁一举，在抗战发生以前，人们几以为是不可能之事，但自从上海尝试发动以来，颇能造成一种趋势。工厂内迁之气氛，当时已弥漫武汉，只需登高一呼，即可立有应声。在民国二十七年正月中旬，民营各厂家已经准备即可迁川的，有大鑫、顺昌、上海、大公、制革技术、中华无线电、华生、龙章、天原、天盛等41家。大鑫钢铁厂的负责人余名钰是前厂的中坚分子，早年留美学矿业，是一位工程师，有学问有见识，且善于言辞，往往三言两语就可把困难的问题解决，将纠纷平息，且其思想周密，计划周详，他虽是联合会的副委，但厂家唯他马首是瞻。我们两人见解很相近，都认为上海迁来之工厂应一鼓作气再西迁，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以后再拆迁，就费事了，故我们推动武汉工厂迁重庆，他首先响应。

我们首先感觉棘手的，是运输及购地两项问题。轮船本来就是不够的，因为过了宜昌，川江滩急水浅，只有浅水木船可用。若在枯水时期，更要较轻的大马力浅水轮船才能够行驶。所以许多江轮只能驶到宜昌为止。我们脑子里忽然想起川江的柏木船来。这些在十多年以前曾雄霸川江的柏木船，虽然已经给浅水轮船打倒，在此抗战时期，急不暇择，我们何妨开开倒车，把它再复利用，回想我们由上海至苏州一段运输，又何尝不是靠着划子呢？李白有《朝发白帝城》诗：“朝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三峡通航的铁证，可见柏木船担任运输工具的历史由来已久。若说川江水急滩险，则久留在宜昌听候敌人轰炸岂不更险？且军事形势时有转变，谁能预料得着？万一武汉紧急，更何从措手？我们请教过走惯川江的老内行，又盘算了许久，乃决定设法利用柏木船以为运输辅助。至于购地问题，则拟趁川省刘主席留汉就医之便，请他表示意见，以免又蹈武昌购地之覆辙，刘主席慨然于病榻之旁命胡光先生草拟电文一通，至省府邓秘书长汉祥嘱“务必尽力协助迁川工厂购地，万勿任令地主刁难”。两项难题，于是都有了解决希望。

6.“迁川工厂联合会”与“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

翁主任委员派我于民国二十七年1月22日由汉飞渝。各厂负责人吴蕴初、庞赞臣、颜耀秋、瞿冠英、厉元咎、苏汰余、仵舜五、石光荣等16人，共代表14家工厂，已先我到重庆。1月25日，我召集各厂代表在沙利文饭店开会，讨论进行事宜，并责令即着手筹备组织迁川工厂联合会。4月17日，该会正式成立，公选颜耀秋、庞赞臣为正副主任委员，马雄冠、林美衍、余名钰、吴蕴初、李奎安、胡西园、庄茂如等为委员。这个联合会后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直到现在，台湾的工业总会也还是根据联合会而来的。在此之前，有总工会、商会之设，工业则附属于总商会，这是极不合理的，因为政府有很多工业上的措施及法令是与商业无关的，而且工业附属在商业之内，中间隔了一层，极感不便，故在联合会之下又设中华工业协会，后来演变成中华民国工业总会，追溯渊源，都是由联合会而来。我筹备组设“迁川工厂联合会”之用意，是想借此加强厂家之组织力量，为今后在四川发展工业奠定巩固之基础。

前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委员庞松舟、欧阳仑亦到渝，欢聚之余，幸使命之不辱，复偕同前往川江航务处、川建设厅驻渝办事处等机关，交涉在南岸圈地搭棚，以备各厂物资到达时暂为存储。我抽着闲暇遍踏渝市各地，预勘设厂地址。

论及为工厂择地一点，当时我们曾费了一番研究功夫：在平常时期，只需考虑交通、电力、原料、销场、有关各业联系、技术及研究协助、劳工招募、金融周转、地方捐税、地方治安、灾荒、劳工生活、天气影响、人事、地势、用水、地价、疾病及治疗、出水及防气等环境，在抗战时期，更需要特别注意国防及空袭问题，在迁厂时期，复工的时间问题，又高于其他一切。在重庆附近竟找不着一片完好的平地，江水的高低线，相差竟达百尺，上述各项条件有些是勉可适用的，其余如天气影响、地势、疾病各点，是无可选择。我们只能考虑到空袭安全、迅速复工、以及有关各业的联系三点。我们要把山城的重庆建成一个崭新的工业区，以为抗战时期的军需民用供给的重镇。

为谋安置到渝工人使迅即得到工作起见，我们只得让厂家先就市区内租些房子，安装机器，暂时先行部分复工，一面再寻觅建厂地点。为谋各厂空袭安全起见，我们不主张各厂疏散太过僻远。我们以为远乡僻镇并不比较附近市区安全。大工厂的兴建，当然最好是在山谷之间而又交通便利，可以把重要机器藏在山洞内。但是这种现成的好地方究竟不容易找。若是找得也要让给国防事业最关重要的工厂去用。所以我们只找在市区附近三四十里的地方，交通稍为便利，地势稍得隐蔽，有开凿广大防空洞的可能，各厂布置疏而不密，而能互相联系便得。因为若矗立荒僻之区，毋宁杂设于城区附近，还可得城市防空的力量来保护，从前在卸甲甸的永利铔厂，因为离开南京太远，孤立无防护，目标愈显著，敌人低飞投弹，一而再，再而三，竟把该厂毁了。至于在南京市区内的金陵兵工厂及首都电厂，反平安无损。这些事实，已经很明白的教训我们了。

我们十日来，在城区附近选择了十几处荒地，作为工业区。预备把有关各厂作有计划的分配，使他们各自联系起来。因为购地艰难，各厂所占的地皮不多，厂户只能疏疏的建筑，向高处发展，因为地皮虽有限制，天空是无限制的。各工业地区环拱着重庆市，预料在不久的将来，稍加发展，便能自然而然地互相关联而建设成一座大重庆。我们主张工厂杂设于城市附近，曾一度引起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质询，花了不少口舌去解释，后来还是照我们所定的原则去做。

四川省府接到刘主席为给予迁川厂家购地方便事由汉口发来的电报，经省务会议议决成立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以重庆市长、江北县县长、巴县县长、市公安局局长、市商会会长、建设厅驻渝代表、建筑专家关颂声、工业专家胡光、军委会代表林继庸等九人为委员。该会经过一番筹备，于3月5日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翌日复开会决定征地施行办法。川省府省务会议又议决：“凡迁川工厂厂地印契准免收附加税三成”以示优待。该办法后来陕西省亦仿照施行。不久，川省府又一度将附加税减收至五成。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成立后，初时确曾给予厂家购地以许多方便，而胡光氏尽力尤多。至于减免印契附加税一举，各厂家蒙受利益更大。四川复旦中学校长颜伯华先生，慨然将其猫儿石祖田，靠嘉陵江边一段地皮200余亩，以公允价值，让售与龙章、天原、天盛等厂，尤足以示人模范。

关于购买厂地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述：有一天裕华纱厂的苏汰余来找我帮忙，他在南岸窍角沱找到一块地，其地三面环山，面临长江，是设厂的好地方。此地为四川土豪范资生所有，苏汰余为了买这块地，请李奎安与范氏商谈，但每谈一次，范就将地价提高一次，没法再谈下去，请我想办法。我去看过这块地，觉得窍角沱三面环山，掩蔽良好，确是设厂的好地方，因此我决定与范氏交涉。首先我研究范式的社会背景，知道他来头不小，不易应付，不能用正常方法与他交涉，必须略施手腕。计策已定，我立即印了军委会第三部少将组长头衔的名片，专程拜访他，他见到名片后立刻延见。我进了门，看到范氏的住宅占地颇广，室内金碧辉煌，墙上挂满了杨森、刘湘、刘文辉赠送的匾额，气魄是很大的。一层层地往里走，到了一间小楼，见到范氏坐在鸦片床上，我们对烟灯而坐，他敬茶后又请我抽鸦片烟，我虽不会抽，也不得不装模作样抽了一口，这是我生平抽得最难受的一口烟。抽了烟，我开始提到正题，我说：“我是军委会派来的，专负设厂之责，我看中了窍角沱这块地方，因为那里三面环山，附近居民少，我想在那里办个炸药厂，听说别人曾与你交涉过要买这块地，如果你们谈妥了，我可以找别的地方，如果还未成交，请你不要卖给他，将这块地卖给我，请你考虑一下，日内答复我。”我谢过他的盛意招待就走了。过去我劝厂家搬工厂，都是用诚恳的态度，坦白的言辞打动他们。但对这位土豪，用诚实的方法与他交涉，我知道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不得不说了几句谎话，运用了一些手段，这实在是不得已的，至今犹耿耿于怀。当我回到办公室时，李奎安正在等我的消息，我将经过情形告诉他，他气得瞠目结舌，我说：“你回家后，问题自然会解决的。”果然，他未到家，范氏已派人等他，见到他立刻拉他到范资生那里磋商，以原定之价格即时成交。李奎安后来到我处，曾为此事大笑不止。他年纪大，我真怕他会笑死。

7.民生实业公司跟柏木船帮过不去

工厂购地及搭盖堆栈两事进行告一段落后，我们心目中急需进行者为发动柏木船东下，以辅助疏通留存宜昌的物资。我于到渝之次日，即往访水道运输管理处主任童少生，他一再拖延，事情无结果。未几童主任调往宜昌，该职由民生实业公司秘书长李邦典代主任，李主任口口声声愿意帮忙，间日常来我处面告寻找柏木船的结果，他来时大多是汗流满颊，气喘喘然，使人一见面知曾为此事四处奔忙者。李代主任的热诚使我感激万分，但他努力所得的结果，却令我非常失望！他今日说已代找得一艘，过两日又说已找得两艘，但是日前所找得那艘，又给逃去了。如此日复一日，2月已尽，3月又来。我焦急异常，心念枯水时期将过，若届4月底洪水发生，柏木船上驶将愈加困难。2月18日至22日等，我连连催促费尽许多唇舌，只订得30艘木船下驶之约，又因宜昌童主任来电坚嘱其慎重从事，李主任忽又慎重起来，于是我们所订的木船合约更难履行。

原来民生实业公司有资本家独占的念头，欲以民生公司独霸川江，故对柏木船业者多方打击，于是曾盛极一时的柏木船，因受浅水轮船竞争，渐归淘汰。轮船公司曾费去一番大气力，才能解决争端，把柏木船的家长、掌艄等重要职工，尽量收入轮船公司服务。这项处置甚合物竞天择的原则，实是未可加以批评的。起先我并不知内情，欲利用柏木船担任运输辅助工具，在民生公司看来，此举等于间接扶植柏木船行业，然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民生公司是不愿意的，故而多方阻挠，派李邦典作为缓冲，李阳示热心合作，阴则拖延时日。但在抗战时期运输能力未能加增，而在宜昌等待上运的物资却平白地大量涌增，后来估计共违约20万吨，实非原有轮船力量所能胜任。那时约略国计民生、招商、三北、太古、聚富、怡和等公司轮船的运输能力，在洪水时期共计月达七八千吨，若在枯水时期，则月仅两三千吨而已。

又因军事进展情形莫可预测，甚至更想各厂物资即可久留宜昌无恙，亦必影响各厂复工的时期。所以我们不独渴望柏木船能尽一部分力量，甚至更想再往后开倒车，而利用驮运。明知发动柏木船下驶之后会使轮船公司将来发生难以收拾的困难，亦是无可奈何之举！

自3月1日起，我不再乞求于主管机关之水道运输管理处，乃转与川江航务处何静源处长商洽。3月3日，何处长召集木船帮会议。成都、嘉阳、载盐、綦江、金棠、合穿、保河、和渝、叙渝、渠河等所谓大小河各帮帮长主席俱倒。那时估计各帮共有可供应用的柏木船2000余艘，但他们只允于第一次腾出140艘应用。我即于3月8日代表签订合同。同时因武汉发生煤荒，我即代表燃料管理处在川购得煤炭5000吨，并约川盐局付盐，统交柏木船满载下驶。又在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借兵分船押运，以保安全。日前曾与中央信托局商定木船上驶物资保“运输兵险”及“平安险”的办法，以坚厂家们的信任，计保险额每千元取费20元，保险期间30天。我继往成都，与四川省政府商酌津贴厂家的保险费，提议厂家仍照轮船载货保险费扣实付资，其因雇佣木船而致增加保险费用之差额完全由四川省政府负担，以示优待迁川工厂之意。四川省政府于3月7日省务会议通过：“凡由木船上载迁川工厂矿物资的保险费每20元由川省府津贴15.95元，其余4.05元由工厂负担。”川省府津贴之保险费在宜昌于上载时发给。后来经我们再三商酌，中央信托局于3月22日，答允将木船运输机件之兵险及平安险保费减至每千元收12.5元，并将保险期间展至50天。

这次木船运输的发动，因为时间过迟，且受了种种牵制，不久洪水发生，厂家的物资颇受了些损失。后来因为武汉的风声更紧张，宜昌待运的物资堆积更多，我第二次由武汉飞渝，于9月15日又订约雇佣300艘，并预留200艘，连同各厂家自行订雇木船在内，在这次川江运输中，统共运用木船850余艘，共计上运物资2.5万余吨，事后统计损失物资约0.12万余吨，约合木船上载物资总数5%。失事之后物资下沉水底，过数日水退后，又可捞回若干，其沉在江内深处者，待至枯水时，水枯物露，亦可得回若干。厂家物资多是五金钢铁之类，为水淹尽，空气的氧化作用因而减少，不甚锈蚀，所以木船遇险后，物资损失的程度，得以减至极微，并不如人们当初所想象的险恶。最后当沙市情势紧急时，我们复缩短航程，将物资先行抢运至秭归或巴东，轮回搬运。

8.柏木船不可小觑

柏木船在现在看来，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在古时曾独霸川江，在交通上确曾尽过一番力量。到了抗战期间，虽为民生公司取代，但潜在的势力还是有的。至厂矿迁川，用柏木船担任运输，柏木船又重振声威，在厂矿西迁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厥功至伟。

柏木船是一种平底船，大者载重20万傤，小者2万～3万傤，平常以10万傤为多。每万傤约合517吨。上傤之重量仅及下载时之60%。下行时日可行300里，甚是迅速，李白诗“千里江陵一日还”即指此而言。上行时则至无一定，在静水无风时，日可行50里；有顺风时，张帆每小时可行50里；遇急滩时虽尽百余二百纤夫之力每小时可上行约2丈；有时竟寸尺难前。过巫峡时，峭壁数百尺，无容足地，纤夫不能上岸拉纤，只有驻水候风，或缓行，有风一天可过此80里的巫峡，但是常常有驻候至五六天始得遇风，黄昏或大雾不能行，水涨时更不能行，须候至涨定乃能前进。由宜昌至重庆水路全线共长1300里，经过秭归、巴东、巫山、奉节、云阳、万县、忠县、酆县、涪陵、长寿等10县，沿途经过獭滩洞、青滩、滚子滩、泄滩、牛口滩、庙基子滩、东洋子滩、兴隆滩、抓滩等险滩，不下75滩之多。各滩又有枯水滩、洪水滩之分，各滩之险以青滩及泄滩为最。我常得木船遇险之电报，大概不是说青滩就是说泄滩。以10万傤的柏木船为例，船上有家长一人管后舵，凡开船停船，均听其指挥；掌艄的一人即领江，导船避险就易，避浅就深，管理前舵，以助后舵拐湾；搬艄的约10人，摇桨并帮助搬舵；纤夫约30人，在岸上拉纤前走。船上有桨10根在前方，橹2根在后方，均分列两边。用楠竹皮编成的纤，其口径约115寸；用茨竹编成的，径约1寸；各长数十丈。过滩时须用4根纤。纤须干燥乃可用，故须时时更换。木船编成各组上行，每组由4艘至7艘编成，沿途协助。过滩时各船上之纤夫并力牵一船过滩，依次以及他船，过急滩时，因纤夫不足，及地方环境关系，更须雇佣当地纤夫。每逢过节、过滩、过镇，他们打牙祭，各人得鱼得肉，大吃一顿。一路全程上行约需30～40天，下行时约需10～15天。

一位乘坐木船上行的朋友对我说：“当过滩时，只留家长、掌艄及搬艄的在船。我们跟着纤夫在岸上走，有时帮着拉纤。岸石为东去的江水年年冲滚，生出许多奇怪的洞洞。石角为竹纤划着许多深痕。我们沿途攀着奇形怪状的石，或爬或走，向前行着，搬艄的立在船头，以手高低左右的指挥。家长传令缓拉、快拉，有传达的数人，传达至纤夫，紧急时，则敲鼓停拉。滩水的高低差，常及两尺，因水位不平，船头为纤拉住，常往上斜，为状甚险。水急时，更须缓拉，以免水涌上船，发生危险。耳听着水声如雷，如万马奔腾，如吃人的怪魔，张开巨口，喉咙在那里作怪声；睁眼下看巉岩数百尺，汗流满背，血向上沸，口嘘着热腾腾的气，同声嚷着成调不成调短促而苦痛的歌声，一行人众佝偻着，体向前倾，合力往前拉，半小时的挣扎，往往不能前进半尺。险滩处约长三五丈。滩前、滩后各长约1/4里。须待过尽，方告平安。平常每过一滩，需要两到三小时的努力。在拉滩过程中，四根纤断了一根是常有的事，若是第二根纤断了，即须立即将其余两根一齐砍断，任船下流至静水处，以免危险。纤夫只得重回原处，再从头拉起。若不巧遇着小火轮经过，木船即须跟着轮后分水处避浪。小火轮每急急开足马力而行，浪涌来，水入船，船往往翻身下沉，这是最危险而常遇的事。又若遇大石挡路，须将纤搬过石头再拉。停船时，最怕的停在淘金旧址。水退时船陷入淘金穴中，进退不得，船底碰着石尖，石尖套入船内，水涌入，船破，船主哭，无奈何把两船并作一船，待雇得空船乃得分载。到巫峡，候洪水退，五昼五暮，巫峡如故。过峡时因壁陡，无容足地，不能上岸，只好随船上驶，夔门、巫峡，削壁千尺，只见一线天，昼难见日，夜难见月。前途山峡阻塞几疑无路可行。每逢夜间停船，念及艰苦困难，静听江水滔滔，心中充满着我民族冤仇血恨！”

（四）战乱之中的互相扯皮1.“工矿调整处”之组织及其主管业务

民国二十七年春间，中央政府将行政机构改组，把各有关建设的行政机构合并改组为经济部，翁文灏先生任部长。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亦于3月初间并而改组为工矿调整处，属于经济部。

工矿调整处的组织分总务、业务、财务三组，及秘书、会计两室。业务组掌理：（1）关于工矿设备的迁移补充；（2）工矿动力的调剂供应；（3）工矿事业的协助发展；（4）工矿事业的合作互助；（5）工矿技术人员的征集调训；（6）工矿调整的设计、审议、考察及督导；（7）办理购地、劳工的纠纷等事项。财务组掌理：（1）关于工矿资金的筹措协助；（2）营运资金的保管出纳；（3）借款的审核订约；（4）借款抵押品的保管稽核；（5）借款本息的收回；（6）投资的调整、审议，及资金运用的其他事项。其中（3）（6）两项业务与业务组有密切的关系。根据其职掌规定，该处实为促进与辅导民营工矿业的主管机构。翁部长自兼处长，张兹闿氏任副处长兼财务组组长，我及李景潞氏分任业务组正副组长。总务组长是卢郁文。刁民仁任会计室主任。三组中，以业务、财务两组工作最为繁忙。

2.河南省中福煤矿及豫丰纱厂之拆迁经过

我于民国二十七年3月10日乘机由川飞返汉口。计此次在川留50日。此50日中，留在武汉的同仁，天天忙着苦劝武汉原有的厂家准备迁移，安置暂留武汉的厂家复工，并部署进行陕西、湘西、湘南、广西四处工业区的准备工作。

工矿调整委员会曾于民国二十六年11月28日派员北上郑州劝迁，虽未得结果，但我们仍念念不忘山东、河南的工矿业。在河南焦作，有中英合办的中福煤矿公司。其董事长系周树声氏，其总经理孙越崎氏，于民国二十六年底因鉴于形势日恶，即自动下令拆迁。其时当地士绅群起反对，控以擅自拆迁机件、扰乱后方、动摇人心的罪名。孙越崎氏意志坚决，排除万难，命令矿长汤子珍、张莘夫督率人员，拆卸全矿的锅炉、发电、鼓风、抽水、起重等等设备，及煤车、钢轨、机件、器材共2000余吨。张汤两矿长偕同职员300余人，工人700余人，分载卡车多列，经道清铁路转平汉铁路南下。民国二十七年3月初旬，该矿物资到达黄河北岸。其时当地驻军已下令将平汉路黄河铁桥炸毁，炸药埋布，待令发动，特将炸毁期延缓一日，俾得安全渡河。该矿的人员物资刚渡过黄河，陡闻巨大爆炸声，此有名的黄河铁桥即被自动毁坏。全体员工到汉口后，即分一部分前往湘南开发，一部分转运宜昌，继续西上。张、汤两矿长于离开焦作时，并将原矿毁坏，放水淹没。其时敌人尚未到达焦作，该矿留存房屋未毁，派有职员警长率同矿警多名看守。及后，敌人到达前，看守者即将矿内存余枪支，分散与当地民众，由矿警长率领抗战，于击毙敌军20余名后，乃转入敌人后方，发动游击工作，曾予敌人以大大的打击。该矿在机件到达四川后，即与天府煤矿合作，后来并协助嘉阳、石燕、威远等煤矿，用新式方法开采，以供四川全省用煤的需要。

民国二十六年11月底，工矿调整委员会曾派陈世桢劝导郑州豫丰纱厂拆迁，未成功。27年2月间，工矿调整委员会再度命令郑州豫丰纱厂负责人到汉商酌迁移。该厂于2月19日奉到命令，即决定拆迁。其时敌军已到达黄河北岸，距郑州仅10里，地方人士复阻挠拆迁。该厂董事长霍宝树，总经理束云章，经理潘仰山，厂长郑彦之，董事张鸣岗、毛翼丰等，苦心应付，委曲求全，始得如愿。即将全厂纱机56448锭，并线机5600锭，布机224台，发电设备共合3500千瓦及锅炉机件等，共重9000余吨，完全拆卸，分装大小机箱11.7万余件。经过两月的努力，始得全数付运。取道平汉路南下，于4月底全数运达汉口，即分运沙市、宜昌。3月13日，该厂负责人霍宝树、潘世经、张鸣岗、毛翼丰等，以地址选择问题邀我讨论，会中大起争辩。当时他们的意见，拟以大部分纱锭迁往湖南常德。我表示反对，并将新近在四处搜集所得关于棉产、气象、运输、纱布、销场等项调查统计，向彼等说明，力主其全数迁川。霍宝树指着我说：“林继庸，你扯大炮。”我毫不示弱回答：“霍亚民，我的大炮是要响的，不但要响，而且要中的。”我并且表示：“豫丰纱厂迁川，是政府之决策，如果你敢违背，我可用动员法办你，你赶快把迁湘的念头打消。”经过反复的讨论，大计乃决，随即发动全数继续西上。该厂除分得一小部分轮船吨位外，并陆续订雇柏木船360余艘以为运输工具。

其时济南有名的陆大铁工厂，由经理陆之顺自动拆迁，带着全厂员工学徒60余名，机件100余吨，辛苦艰难，经由津浦、陇海、平汉三路，仓皇到达汉口。工矿调整处闻讯，即派人前往抚慰，并劝令迁川。一班齐鲁子弟，热血满腔，闻令即转向西行。陆经理手持耶稣圣经，沿途为之讲解，以慰藉彼等悲愤抑郁的情绪。陆经理以圣经领军拆迁，在工厂拆迁史上别具风格。3月22日，工矿调整处召集武汉三镇的机械业厂家30余人，讨论迁移问题。催促各厂准备一切，一俟政府紧急命令到达，即须于数天内离开武汉。工矿调整处尽力协助迁川工厂之外，并规定工厂迁桂、迁滇协助办法。按照桂省的地方情形及原料之供给，对于纸、糖、麻织、硫酸、橡胶、机器、罐头、印刷等项工厂，皆颇相宜。除由武汉迁一部分工厂往广西外，并拟利用留沪未及迁出之工厂，及由粤省选择些厂家，搬往广西设厂。当时估计拟迁桂机件器材5000吨，其无力自筹运输及购料、建筑、安装机器等项费用者，可由工矿调整处拨贷，预算需170万元。滇省颇宜于纺织、电器、机器、五金、制药、制纸、颜料、油漆、冶炼及煤矿等业，拟由沪、港、粤三处，选择工业及企业人才迁往，以树立西南工业之基础。估计迁滇机件器材亦为5000吨，预算略如桂省所需。其欲迁往湘南、湘西、贵州、陕西等处的，则到时斟酌其需要情形，再作预算。

3.粤省迁厂所受的挫折

民国二十七年4月6日，粤省府吴主席铁城致电经济部，以市头、新造、顺德厂敌机轮流轰炸，所有电机、锅炉、糖甑、工场、宿舍等处均受重大损失，开榨工作不得不暂时停顿，拆迁则运输困难，费用甚巨，请筹划善后办法前来。翁部长以粤省各厂规模较大，殊有助于后方抗战应用，即于7日电复建议四事：（1）可迁者从速迁移，例如造纸厂可迁湘西南，糖厂可择要移四川、广西。（2）肥料硫酸等厂可与永利化学范旭东先生商量合作办法。（3）重要工业地区应与军事机关联系，增加防空设备。（4）派林继庸即赴粤面商工厂迁移具体办法，地方有可协助之处自应设法助成云云。我接到命令，即于12日由汉飞港，14日清晨抵达广州，开始进行工作。

在抗战开始以前，广东的工业经陈济棠将军及林云陔主席、农工专家冯锐等努力创建，甚具规模。已成立的有糖厂及副产酒精厂六所，日产白砂糖460吨；盐酸苛性钠厂一所，日产苛性钠6吨，漂白粉7吨；硫酸厂一所、日产硫酸15吨；肥料厂一所、日产磷肥20吨，阿摩尼亚（氨）10吨，硫酸铔60吨，60度步美表硫酸17吨，硝酸铵7.5吨；纸厂一所，日产白报纸50吨，水电均自给；麻袋厂一所，日产麻袋7000只；水泥厂一所，日产水泥3600桶，电力设备俱全；又有丝织棉毛纺厂一所；饮料厂一所；电力厂两所，其新建的一所有发电量4.5万千瓦。其方在筹备中的，尚有钢铁及平板玻璃厂各一所。各厂的规模均甚宏伟，其中尤以电力厂及硫酸铔厂两家最值得注意。我心念如能把粤省16厂迁入后方。其功效实胜于迁移民营小工厂100家。为着急家乡患难，裕军国需要，我抱着满怀希望，踏上了西濠口码头。

在广州时敌机无一日不来轰炸，粤人泰然处之，各机关照常办公，茶楼酒馆均不闭门。我四出接洽及参观工厂，亦不为警报所阻。连日访晤建设厅长徐景唐、省营工业经理处副处长张仲新、管理组组长伍琚华、军垦处经理梁君锡、省府秘书长欧阳驹、财政厅长曾养甫诸氏，并晋谒吴铁城主席、余汉谋、香翰屏两总司令，又约晤省营工业管理委员会委员胡继贤、陈耀祖、黄新彦、洪起、朱宝筠诸氏，及各厂主管人员刘宝琛、黄炳芳等。经过几次说明与商洽之后，我以经济部代表名义草拟得迁厂大纲18条，各厂迁移办法11条，于4月19日送交粤省军民当局参考采纳。

粤省迁厂大纲18条中，其较为重要者有：（1）厂由粤省府自行迁移于他省或本省他处安全地点，其主权仍属于省政府。如需迁移经费，可由经济部垫支，将来由省府清还，或以作股本合办亦可。（2）厂由经济部商酌迁移他省，由该省政府与粤省政府合资经营。粤省府以已付机件的价值作为股本。如须经济部贷给迁移及营运费用，将来如得各方同意，该项贷给费用可作为合资经营股本。（3）粤省政府将该厂之机件、材料，决定相当价值让给于某公司或某机关或其合资经营的机关。（4）凡迁移之厂须多雇工匠，秘密进行。拆卸工作所需木板、铁钉、铁条、木糠、木丝等件，均即须大量征集，各费均可算入迁移费内。各工作人员如因公伤亡，其医药、抚恤各费亦可算入迁移费内。（5）迁移所需船只，由粤省府准备，所需铁路车辆，由经济部商由交通部尽量提前拨给。（6）各厂之现任技术员工均由新厂继续录用，如将来粤省重办该项工厂时，将重调回任职。（7）经济部贷出的款项，分3年归还，第1年期满还2成，第2年期满还3成，第3年期满还5成。如有必要，得商请经济部延长还款期间，但至多不得超过6年。利率为周息6厘，每12个月付息1次。凡民营厂矿请求借款，须有殷实迁移3家作保，各工厂得连环互保。（8）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对于迁移厂矿复工所需的材料供给，经已准备，另有规定办法。各厂迁移办法11条中曾将某厂迁移何处，与何方合作，如何经营等项均曾一一规定。

在整日轰炸情势之下，范旭东、侯德榜两先生连日为着进行硫酸铔厂迁移事忙手，亦曾与我共同出入五羊城，日无休憩。我当时满以为如此恳切商榷，当可得粤政府谅解。翁部长因公到了香港，我乃于4月25日往港请示，并出席温溪造纸公司董事会议，静候粤省府佳音。岂料4月29日粤省代表徐景唐来港，谓奉省府命令，粤省厂矿暂不迁移。我听了这个消息，真是有如晴天霹雳，想到3个星期来的努力，废于一旦、计划付诸东流，为之痛心不已！当初我衔命到广州，原是抱着很大的希望，满以为办成此事，既可服务桑梓，又可报效国家，但在事实上，事与愿违。5月4日，我奉有特殊使命，即往越南河内，与法人拉氏商洽其化学工厂迁滇事宜。5月22日转往昆明，为迁滇工厂略作布置。6月7日，我返抵香港，致函粤省府秘书长欧阳驹氏，拟再入广州一行，重商旧案。后来得知事已无希望，不得不放弃念头。自此经过了四个半月之后，敌军于10月25日入广州，省营各厂除沪江及石井两厂外，均尽资敌。民营工厂除捷和钢铁厂一部分迁桂，及协同和船厂，平安福、冯强两橡胶厂，华南制钉厂等数厂的技术人员在港谋复工外，其余均未及迁出。大好资源于此伟大之抗战时期中竟未得其用，思之痛心。迁厂之举，虽未成功，但吴主席及欧阳秘书长竭力协助，其意足感。6月8日，家父以73岁的高年，由乡扶病来港与我会晤，勉我尽力国事，勿以家园为念。我因年来为国奔走，并无停息，数次家园在望，都不得两三日的闲暇返里省视，竟劳动老父跋涉来会，又万不料这次是与老父最后的见面，往后我到重庆，家父即告弃养，我一直未能善尽人子之责，思之愧然。6月10日，我与法人拉氏飞汉复命。拉氏与经济部洽商迁厂事，由于我们算盘打得太精，双方讨价还价，谈不拢，拉氏遂离开中国，他两家化学工厂亦始终未能迁来。其实就事论事，办事情有时要因时因地制宜，不能太斤斤计较，该用钱的时候是不能过于吝啬的。常有人问我，用什么方法来拆迁工厂？我说用“三少爷”的办法，所谓三少爷的方法就是遇到该花钱的时候绝不吝啬，不给厂家添麻烦。6月10日我回到汉口时，别离武汉，又复两月。工矿调整处同仁在此时期工作较前更为繁重，如安置在武汉及重庆的工厂复工，技术员工的征集，购备材料，对于工厂拆迁的策动，运输工具的准备，运费保险费的酌减及筹措，外厂的招徕，新厂的设立，工作分配的计划，四川原棉的栽种，鄂棉运川，武汉存铁的收集并分运川、湘、桂等等问题皆兼顾并进。而收购汉阳兵工厂及其他各厂之废铁一万吨一事尤其重要，后来重庆患铁荒，铁价飞涨，我们将这些铁平价出售，使铁价3月内无法提高。

4.武汉厂矿拆迁之酝酿

民国二十七年夏，敌人军队渐由皖北南犯。我空军在武汉外围上空虽歼灭了整队的敌机，然武汉的安全仅靠着马当口田家镇两防守线。其时当地的人们怀抱着念头，以为武汉虽保不住，但是战事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的，终必有议和的一日，到时，我军战而胜，武汉必复为我有，且有变为首都的可能，若战而败，割地求和，最多是割去了上海、南京，甚至九江、芜湖，但是武汉及其西南一部必须给回我们。他们的推论，以为武汉既注定是我们的，则武汉必须留回工业基础，以为将来繁荣之资，敌军来时，他们把厂门一关，返乡休假，敌军去后，他们可以回来重理旧业，此时何必庸人自扰，徒劳拆迁？人们又迷信威尔斯“未来世界”的预言，以为敌人攻到武昌必遭天灾人祸，我们必可不劳心而覆灭敌军。但是我们的立场，以为工厂必须拆迁，各业负责人必须遵从政府的命令以取进止，后方军民需用厂制品至急，渴盼厂家速到后方生产，以应需求，武汉非安全地，战祸难免，水患更难免。我们更判定敌军对于沦陷区的工业，目前虽取怀柔政策，市以小惠，不久必尽其压榨的能力，使之欲生不得，求死不能，终必至令彼等含羞蒙耻，脸上现出汉奸的金印，面颜认贼作父，帮助营养着敌军，为我国民族遗留大祸！所以我们只认定武汉的工厂必须拆迁，物资必须运走，各厂现时必须加急准备装箱材料，及预备进行步骤，一遇到情势转变，务必能于数日内完成任务。我们必须求自力更生，我们要从艰难困苦中，在后方创造工业基础。

5.大冶各厂矿拆迁联合办事处成立

6月29日，马当防线一度告急。委员长手谕拆迁大冶各厂矿。6月30日，经济部召集有关机关谈话。7月1日，大冶各厂矿，拆迁联合办事处成立。参加者有经济部、交通部、武汉行营，鄂建设厅等各机关，及大冶启新华记水泥厂、利华、源华两煤矿等，决定下列办法：（1）经济部代表为主任，交通部代表为副主任。（2）分配运输吨位估计利华煤矿机料2000吨，煤38000吨，源华煤矿机料5000吨，煤30000吨，启新机料4000吨，象鼻山官矿机料2000吨，共机料13000吨，煤68000吨，机料尽先起运。（3）分配机料运输地点，利华运汉转川，源华运汉转湘，启新之大型机械直由水路运湘，其他零件运汉转湘，官矿机料暂定运至宜都。（4）工人安置，技术工人酌令随行，其余工人交兵站总监部分配服役，老幼工人发资遣费。（5）运输事宜由交通部负责。并定于7月5日起各机关代表在大冶启新厂内办公。

经济部代表李景潞偕同工矿调整处职员柯俊等于7月5日赴大冶石灰窑象鼻山等处开始筹备拆卸装箱工作。工矿调整处并于同日派专员张传琦、组员袁子英先赴湖南预为部署一切。李景潞氏到达大冶，访悉该处工人颇无纪律，各厂当局意见复不一致，源华、利华两矿工人不愿意做拆迁工作，终日结队持枪巡行示威，矿主则拟先将存煤先运武汉变换现金。象鼻山官矿因人才两缺，且值鄂建设厅新旧厅长交代时期，无从请示，石矿长眼见难关到临，业已避去。启新水泥厂同仁尚肯遵奉命令，积极进行。李氏即定计划，先将怠工之工人安排，商由当地驻军征工人服军役，工人乃愿受赀遣散。于是由汉口调来铸亚、华成两家技术工人，及起重匠等百人负起拆卸任务，再决定拆迁步骤，将两矿之发动机、打风机、水泵、起重机、运输工具等，依次序先后拆卸；旋将象鼻山官矿石矿长寻出，允予代为负责解决困难。适新任鄂建设厅长郑家俊氏视事，复另派干员携带款项到矿会同矿长督饬员工积极拆迁，并电请李景潞予以协助。李氏又电调武汉行营关大队长到矿，组织爆炸队，即将大冶铁厂炼铁炉爆破，并在各矿隧道内埋置炸药，以示彻底破坏的决心。而利华、源华两矿的负责人见状，大为感动，随亦自愿拆迁。其时敌军前锋行将抵阳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敌机飞经矿上，往来不绝。象矿已被炸两次，白昼只得在场内做拆卸装箱工作，黄昏时将机件抬往河边，晚间运上船。机件置船底，煤屑铺船面。因汉口方面答应调来的船屡不见到，只有尽将当地各厂矿自备之拖船7艘、木船65艘征发利用。后来又得到各厂矿派员赴汉雇得大木驳船数十艘，轮流抢运，计水泥厂运出2500吨，源华1400吨，利华900吨，象矿机件则由鄂建设厅转饬鄂航业局调派拖轮铁驳船，并征雇木驳船多艘，前往抢运，计共运出900余吨，各厂合计运出5700余吨。各厂矿中以水泥厂及象矿之机件抢运最为彻底，利华之挂车及机件均已拆出，唯留山内一部分未拆。源华则只拆得一半。最后决定放弃该地时，乃将所余物料沉于江中，或加以爆炸。大冶各厂矿拆迁联合办事处副主任刘小勋君亦于8月5日赶到大冶救治，李景潞柯俊两员于8月8日返汉口。当彼等临别大冶时，源华、利华两矿井内水深已及第二层，预料不久将遭淹没，此后恢复非经过半年之时间恐无希望。大冶厂矿拆迁工作，至此完成。

大冶各厂矿之拆迁工作从7月5日开始，到8月4日全部结束，8月8日工作人员全部撤退到汉口。在迁厂过程中，经济部代表李景潞氏担任重要之角色，厥功甚伟。

大冶各厂矿拆迁中有一段插曲值得一提。当各员在大冶拆迁时，敌机往来低飞侦察，每见抬运机件者，即用机枪扫射。初时颇有伤亡，后来敌机来时，各船人员即将舱板揭开，露出铺面之煤炭，表示并无机件在内。敌机乃舍之。一日，有敌机因飞行过低，坠于石灰窑码头江边，机上人员化装逃去，民众愤恨异常，以石掷机，机体无完肤。李景潞氏急指挥工人将机内引擎取出，以起重机吊置岸上，覆以树枝。未几敌机果来追寻不得。至夜深人静时，该巨大引擎已被运至轮船上，又逢一路顺风，翌日已送达武汉航空委员会点收。这是在艰苦中值得引为笑乐的一件快事！

6.武汉厂矿之拆迁

武汉厂矿之拆迁可分为二大类型：一类是由外埠迁汉后再迁出者；一类是武汉原有再他迁者。根据民国二十七年七八月间之调查统计，前者共170余家，后者计150余家。

当时由外埠迁汉之工厂，已离汉再迁者有：

（1）机器翻砂铁工冶炼工业共61家：大鑫、顺昌、合作、美艺、上海、新民、精一、大公、中新、公信、美孚、利泰、精华、振华、中国实业、中国建设、中国机器、福泰、东生、徐兴昌、周锦昌、新昌、达昌、镐昌、协昌、荣昌、慎昌、启文、大来、萧畹兴、陆大、大同、广利、永利、康元、洽生、启新、兴明、公益、中性、陈信记、华中、强华、姚顺兴、瑶台、鼎丰、华丰、永峰、张怀记、毛有鼎、江南、四方、精益、吴善兴、永泰、河南农工器械、新种工程、中华辗钢、中华铁工、六河沟、铸亚等厂。

（2）造船工业：三北及招商局等厂。

（3）电焊工业：华光、华新、张瑞生等厂。

（4）电器及无线电工业：华成、华生、中国无线电、亚浦耳、永利、合众、亚光、昌明、孙立记等厂。

（5）蓄电池工业：公记、金刚、谭泮、汇明、中国等厂。

（6）化学工业：永利化学工业、天原电化、天利硝酸、天盛耐酸陶器、天厨味精、家庭工业、指挥化学玻璃、久大精盐、龙章造纸、中国铅丹、大中华火柴、炽昌新制胶、大新荣橡胶、工商宜记橡胶、中华橡胶、中兴赛璐璐、科学仪器药品、中国工业炼气、民乐、电木、益丰搪瓷、光压锰粉、光大瓷业、中国窑业、华记水泥等厂。

（7）医药品工业：新亚、中法、海普、民康等厂。

（8）文化工业：商务、京华、华丰、开明、生活、科学、大东、长兴、老益、丽华等印书馆所，中国铅笔厂及各报馆等。

（9）建筑工程：馥记、扬子、六合、建业等厂。

（10）纺织工业：大成、豫丰、美亚、迪安、苏州、五和等厂。

（11）矿业：中福、利华、源华等矿。

（12）其他工业：芜湖中国植物油料、中国制茶、青年协记制烟、冠生源罐头、梁新记牙刷、希孟氏钟表、亚洲制刀、中国制钉、三星实业、金刚制鞋等厂。

此类合计170余家。

武汉原厂再他迁者计150余家。

民国二十七年7月17日，最高机关议决留武汉各政府机关人员须于5日移往重庆。工矿调整处得知武汉情势将届严重关头，益加紧督促拆迁工作。除四川、湘西两处已派有人员前往部署外，复派专员姚文林赴湘南及广西，刘益远赴陕西，组织广西及驻陕办事处，预为部署，并派技术员杜毓汉、柳国泰押运大批硫磺、生铁等物资材料赴湘、桂留供各厂应用。武汉原有之民营工厂、除纱厂、打包厂、面粉厂数家外，仅有周恒顺机器厂、中国煤气车制造厂、汉中制革厂等厂稍具规模。工矿调整处决定武汉三镇工厂拆迁选择标准如下：

纺织染厂类：（1）国人经营之纱厂应全部拆迁。（2）拆迁之纱厂所有布机应一律随厂拆迁。（3）小型织布业亦设法协同内迁以增生产。（4）染厂之拆迁与地点之分配均以能适合该地方需要而定。

机器五金工厂类：（1）资财在5000元以上规模较大者，则令其单独迁移。（2）设备虽较简陋，但能制造兵工厂器具或能承担某项器材之一部分者，则饬其自作合组，共同迁往一处联合工作。（3）所有原动设备尽量拆迁。（4）凡不拟迁移之机器工厂其优良之技术工人则协助其迁往后方给予工作。（5）各厂所有生铁废料尽量迁往后方备用，以免资敌。

其他各类工厂：凡资财在5000元以上者，设备较新者，后方有需要者，设备工具与其他工业有关系者，该项技术工人为后方所缺乏者，均应一律拆迁。

武汉原有工厂拆迁标准决定之后，工矿调整处即派遣已受训练之青年技术员10余名，分头四出劝导督促，及协助拆迁进行。当时各厂遵命着手拆迁者有：

（1）化学工业：汉中制革、建华油漆、华中制药、沪汉玻璃、汉口玻璃，中国植物油料、汉昌肥皂、太平洋肥皂、国民酒精。

（2）机器翻砂工业：肘横长、胡尊记、秦红记、晚声记、陶馥记、复鑫祥、洪发利、永利、润新、毓蒙、联华、振华、周顺兴、黄运兴、徐顺兴、周义行、李生性、杜顺兴、田顺兴、利兴、顺丰、新华、鼎泰、苏裕泰、周福泰、谢元泰、胡洪泰、杨正泰、陈永泰、李万泰、联益、邓兴发、汤洪法、方兴发、王鸿昌、周锦昌、洪昌、顺昌、胜昌、正昌、福裕、益民、汉口、中国煤气机、瑞丰、福顺、仲桐、大荣、瑞生、中国、美丰、张乾泰、山泰、隆泰、李锦泰、盛泰、宝泰、鸿泰、谢洪兴、和兴、华协兴、张鸿兴、汤义兴、华森、义复昌、仁昌、江源昌、范兴昌、李兴发、恒兴益、聂醒龙、刘洪盛、大丰、黄福记、周庆记、赵锦记、韩云记、金炳记、陶国记、合记、兴顺、德昌永。

（3）织染工业：隆昌、亚东、和兴、国华、周济、成功、华商、林裕丰、仁记、玉记、正记、兴记、保记、富记、汉记、王四记、洪升四记、李二记、张合记、殷合记、傅春记、同兴、华兴、洪兴、祥泰、林胜利、吴在明、杨福盛、新盛、协盛、新记、麟笙。

（4）其他工业：五丰面粉、南洋兄弟烟草、华兴制帽、七七印刷、武汉印书、振兴饼干等厂。

合共150余家。此项工作于民国二十七年8月中旬完成。

7月17日起至8月中旬，一个月之间，拆迁工作颇觉顺利。负责任的青年技术员柯俊、孙东根、李文森、杨名理、张恩溥、单喆端、立宪纶、钱人仰、李换庭、李和亭、庄万联、陶守咸等，均能不避繁劳，不畏强项，日夜努力。至8月中旬，武汉的工厂已渐告搬清，路上行人亦日渐减少。其时尚存在武汉的工厂，只有裕华、申新、震寰、复兴等纱厂四家，及省营的纱麻、布、纸与修船等数家，及特殊关系的工厂数家。汉阳炼铁厂及扬子江炼铁厂的拆迁工作，已由政府另设迁建委员会办理。既济及武昌两水电厂，因近工厂多迁移，实无留守理由可以借口。新任鄂建设厅长郑家俊氏于6月29日接事。郑氏原任汉阳兵工火药两厂厂长，曾于极短期间内，将该厂全部设备，以及钢窗屋架等悉数拆运湖南，故到厅后，决排除万难，将省有之纱、麻、布、纸及修船数厂拆迁后方，期于短期内复工生产。工矿调整处从新中、华成、铸亚三厂之技术员工中，选择得技术优良者百余人留汉，分由青年技术员率领，准备随时动手，逢厂即拆。

工矿调整处的工作重心是放在民营厂矿之拆迁工作上，至于国营、省营之厂矿，一方面是权不在我，一方面是以财力所限，我们仅能站在协助之地位，相机支援。以下再将省营厂矿拆迁之责，积极从事拆迁工作。郑氏当严令鄂纱布丝麻四局整理委员会积极办理，一面函请工矿调整处，对于迁陕机件，予以运输上之协助，并派该会负责人刘光兴随时与工矿调整处洽商一切。

鄂省官麻局、造纸厂、修船厂及武昌水电厂等机件，由鄂省建设厅长郑家俊饬拆迁宜昌上游，并派建设厅技正兼科长魏文悌、技士萧鸿勋督导办理。郑氏复亲赴各局厂巡视，指示方略，召集员工，晓以大义，因以于万难中迅速完成任务，一方面派员于宜昌上游卅里之平善坝预建棚屋，为存储转运所。时值武汉外围战事日亟，三镇复迭遭敌机狂炸，水运壅塞，船只缺乏，经建设厅多方征雇，督饬各厂员工日夜拆装抢运。计麻局全部机件360余吨，均运抵宜昌。白沙洲造纸厂机器，原残缺不全，停工已久，郑氏为谋配备补充，俾拆迁后即能生产起见，经饬官麻局拨予蒸汽引擎一套及附属设备，并商由工矿调整处自谌家矶造纸厂拨让零件不全之制纸机一套，连同建设厅新购之小型造纸机，合计160余吨，分载大小木驳船6艘，驶离武汉。其中大者2艘，行驶较迟，抵调弦口，适长江封锁，几经周折，冒险越封锁线，始得全部运达宜昌。修船厂原属鄂行业局，时该局轮舶均担任军运与疏散人口，及维持武汉水上交通，行驶频繁。常须修理，故修船厂迟至10月上旬，始克着手拆迁，犹保留一部分机器，装设轮趸上，以为临时修理场所，迄武汉撤退前数日，方随轮船运宜昌，全部机件材料300余吨，均安全到达，复于宜昌觅地装设开工，仍积极从事修船工作，一面改造行业局之拖轮两艘，俾航行宜昌万县间载运客货，嗣以宜昌空袭频仍，郑氏复令该厂迁移入川，改组为机械厂归建设厅直辖，除修船外，兼营一般机械修造业务。武昌水电厂，属武昌市政筹备处，以供电及财力人力关系，机件拆迁稍迟，运抵宜昌后，始奉命移交鄂建设厅接收保管，已不完整，嗣由建设厅连同象矿机械转运鄂西建屋存储以备利用。官纱布两局运抵陕西机件，计3000余吨，约可配备完整纱锭15000，布机约千套，郑氏令组湖北纱布局，以刘光兴为主任，并派郑顺仲为工程师兼副主任率领留用员工经川赴陕整理机件，计划复工。尚有一部分布机，80余吨，以平汉路车辆不敷分配，赶运不及，于武汉弃守前数日装船改运宜昌，适调弦口封锁，乃绕道沅江安乡辗转而达宜昌。后来该项布机与官麻局存宜昌机件，由工矿调整处协助并迁入川，组设湖北麻织厂，制造帆布、官布、麻布袋等。造纸厂机件亦由宜昌再迁入川，组设湖北造纸厂，该两厂均已先后开工。综计郑氏于武汉极度紧张之时，未及3月，拆卸抢运省有各厂矿机件材料6000余吨，于万县陕西设立工厂4所，就中大部分机件之迁运工矿调整处均曾极力协助，中央与地方双方推诚合作，迅赴事功。张文襄公在鄂时辛苦经营的生产工具，才得保存并能发挥致用，这是始料所不及的。

谈到鄂省省营厂矿之拆迁，又使我回想到广东省工厂拆迁失败的事情来：粤鄂两省之厂矿情形大致相同。鄂省省营厂矿拆迁成功，而粤省则归失败。这是因为鄂省有一个建设厅长郑家俊氏从中领导，而粤省则缺少像郑家俊那样的建设厅长。郑氏当湖北省建设厅长时，年纪不过三十来岁，有魄力，勇于负责，故鄂省省营厂矿在其领导下，拆迁得相当成功。

谌家矶有造纸厂一所，该厂机件购于前清光绪年间，其压光机铁承架上铸有“大清国度支部官纸厂总办刘世珩、帮办李经滇监造，美国伯格利恩苏位尔公司制造”两行大字。该厂于民国十九年间为大水淹没过一次，此后并未开工，只派看管员一人看守。9月初旬，工矿调整处派业务组副组长李景潞，技术员柯俊，率领新中工程公司领工林君，及工人三十余人，前往拆卸。入门，见机器庞大，废缺不全，灰积草蔓，满目荒凉。李副组长凭吊良久，乃下令，限一个月拆完装箱运出。为奖励林领工起见，允许于如期装运之后，赠给厂房屋顶铁架子全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各人共同从事，把大造纸厂机器烘缸20只，车架齿轮等，及压光机、加光机、切纸机、打包机各座，连同水管、大马达等，共300余吨拆下。该厂建筑所用木料，极为巨大。各人锯取楼板及木柱以为机器制箱之用。其时既济水电公司亦在拆迁，因其锅炉、电机过于沉重，遍搜武汉，找不着大木以作吊杆，乃取谌家矶厂内之12寸洋松3根送与之，既济电厂机件得此，乃能起运。厂内尚有制钞票纸小机一套，以零件不全，乃以转赠鄂建设厅，俾配合白沙洲纸厂机件为用。至10月中旬，武汉情势益紧，留下打浆机、蒸球及锅炉，已来不及拆，林领工亦只得舍弃其所应得之铁屋顶而去。机件300余吨，装上木驳，运至汉口，装载“凤浦轮”，于10月23日驶出开往宜昌、辗转入川。这副行年50的机器，后来经工矿调整处派专门委员陈彭年一番修配，改名“建国造纸厂”，竟能雄长川西的造纸业。

汉冶萍之汉阳钢铁厂为张之洞所创办。张氏虽有魄力，也知道炼钢炼铁之重要性，但是如何炼法？他却无具体方案。吾人观其向英国订钢铁厂一座，即可知之钢铁厂一座运到即可，至于如何去发展它呢？却没有注意到。同时他有一怪癖：即凡其创办之厂矿，一定要设在政府所在地附近他目力所达之处。汉冶萍是这样创办起来的，谌家矶纸厂的机件之所以未开箱，就是因为该厂离政府所在地较远，他看不到，故未开办。关于汉冶萍之汉阳钢铁厂之拆迁，是由鄂省迁建委员会主其事，该会复将民营之六河沟铁厂之炼铁炉价购拆卸内运。又六河沟铁厂尚有存铁，亦由工矿调整处商洽价购生铁1200余吨，由技术员李文森押运宜昌转川。另派技术员钱人仰往汉阳铁厂取废铁500余吨运湘，复派业务组副组长李景潞、技术员孙东根率同华成电器工人往汉阳拆迁2500千瓦汽轮发电机一座及锅炉3座。李副组长一如奖励谌家矶纸厂拆迁前例，允许华成经理周锦水，于如期拆运之后，给予厂房屋顶铁架全座。周经理系电器工程专家，亲自督导，将电机及锅炉次第拆毕。因冷凝器深埋于地底水泥中，复命领工绰号小胖子者率工人协力撬开深厚的洋灰，取出冷凝器。至10月20日，已拆得机件180余吨，装上木驳船，预备于翌日装载于三北公司公司之“凤浦轮”运宜昌。不料天原电化厂由外洋购配之“三效蒸发器”全套重数十吨，适于21日晨由香港抢运至汉口，坚请工矿调整处代为运出。其时武汉江中只剩凤浦一轮，李荃孙、柯俊两员商酌之下，以天原无蒸发器必难复工，工矿调整处无发电机则尚可另为设法，两者不能兼顾。又闻京口将行封锁，武汉情势万分吃紧，不得已乃将发电机的吨位让给天原，发电机则用木驳载运。凤浦轮拖不动，欲另觅小轮拖带，复遍觅不得，乃于23日晨将木驳船风放先行，凤浦轮于23日下午开出。后来该木驳风行至城陵矶，为敌机追及炸沉。这个以性命血汗换来的发电机，在抗战期间竟无利用之日，至今思之，犹堪痛惜。周锦水经理亦以铁屋顶拆运不出，为之恨恨不已。然天原电化厂得因此而保存物资，后来在渝卒能复工，所产盐酸、烧碱、漂白粉等，足以供给后方皂烛、造纸、染炼工业需用，而天盛耐酸陶器厂、天厨味精厂，亦赖以维持恢复，对于后方化学之树立，关系甚大。

关于民营四大纱厂之拆迁：自从6月16日以来，我们无时不在督促武汉的纱厂做拆迁之准备，如承接军纱之赶速完成，木板、铁条、铁钉等之购置；当时不必需用的机件之拆装，拆移地点之勘查，厂地之购置，建厂工作之筹划等等。裕华、申新两厂已在重庆购得厂地，并进行平土、打样、电力、筹备等工作。大成纱厂则因于民国二十五年春间，常州大成纱厂与无锡震寰纱厂合作，震寰以所置纱锭厂房租与大成，由大成出资经营，改用大成名义，而震寰分享其利。大成任刘国钧、刘丕基为经理厂长，震寰以刘寿生为副厂长，于民国二十五年冬间开始营业。一年以来，颇能获利。抗战后获利愈多，彼此之意见分歧亦愈甚，难以合作，致对于拆迁工作未能积极准备。8月5日，委员长手令限期拆迁武汉各纱厂。7日，工矿调整处再召集各纱厂，宣告限日起停工清花工作，赶将未完工作加紧完成，并克日开始拆迁，否则实施炸毁，并商洽妇女指导委员会派俞庆棠、沈兹九、黄佩兰各员负责安置各厂女工。10日，工矿调整处命令各纱厂加紧拆迁工作，以免炸毁，并派技术员工驻厂协助及督促，按照所定工作进度每日具报，并指定裕华厂全部迁川，申新、大成两厂则分迁川陕。其时关于工人之迁徙及遣散问题，曾发生数度风波，复兴纱厂又以持有英国军队为护符，违抗命令。12日，复兴纱厂工人全部罢工。申新纱厂正在拆迁，尚未及半，而地方军队忽在硚口建筑工事，把铁路掘断，厂之四周，绕以战壕，以致运输工作大受影响。大成及震寰的主持人复自相龃龉，码头工人高抬工价。12日，敌机大炸徐家棚、刘家庙一带。虽有我军克复黄梅消息，然敌军三面包来，武汉已呈不稳状态。为解决上述困难起见，工矿调整处联合着政治部、交通部、武汉行营、卫戍司令部、市政府、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赈济委员会共同办理，立即紧急处置。关于震寰纱厂机件的拆迁，由工矿调整处严令大成刘培基负责，震寰不得阻挠，复兴纱厂的拆迁，由市政府吴市长再与英商安利洋行商酌劝导。工矿调整处派组员李荃孙、交通部派平汉路车务处副处长杨格，负责接洽工厂运输吨位及平汉路车辆事宜，所有拆迁机件之员工，一律发给符号，俾免征役。随同迁移之童工、女工及工人家属，赴陕西者由平汉路局一律准免车费。女工、童工的编组率领及训练，由妇女指导委员会担任，所需交通工具及沿途食宿，由工矿调整处及赈济委员会办理。工人疏散费，每人发给20元，其8月份上半月工资一律以15日计算。各厂工人之救济会，责成申新负担15万元，大成7万元，裕华14万元，复兴35万元。合计得71万元。码头工人工价，一律以裕华纱厂所定者为标准，其路程远近，照百分比例增减之。

工矿调整处派技术员单喆端、孙东根、李宪纶、杨名理、李焕庭、李文森等，每人率领一队技术工人，分头四出督拆。福新面粉厂首先拆卸、把厂中的3000千瓦发电设备全套及磨粉机件拆出，随着申新及震寰两纱厂的大部分纱锭，连同鄂省官纱、官布两局，吕方记、恒顺两机器厂及东华、善昌新两染厂的机件，合共9000余吨，及工人等，由工矿调整处驻陕办事处刘主任益远技术员李焕庭等负责运送率领，循平汉、陇海两路径往陕西，归刘主任就近安置。裕华纱厂全部纱锭机件发动设备及申新、震寰两纱厂的一部分纱锭机件合共3000余吨，则由工矿调整处专员盛今傑及技术员李文森、杨文理、李宪纶等督率，分运沙市、宜昌，候船入川。

我先已奉命由汉飞渝，协助迁川各厂复工，及筹划新厂建设。工矿调整处职员多人亦分赴宜昌、沙市、桂林、湘西、贵阳、昆明、陕西等处工作，撤移大武汉工业的艰巨工作集中于副处长张兹闿、业务组副组长李景潞及组员李荃孙、技术员柯俊、孙东根诸位的身上。诸位任劳任怨，逢厂即拆，毫不耽延。于拆完民营工厂之后，复取得汉口市政府同意，将市政府负责保护之特殊冰厂、小电厂、榨油厂等一并拆迁。技术员单喆端拆完电厂，即将电机用木船押运湘南。技术员孙东根拆得冰厂机件、钢管等24吨，装于三北公司青浦轮上，于10月20日开出。他们拆得性起，竟欲把武汉三镇拆个精光，其无法拆除者，则予以技术上的破坏。

一位技术员最后退出到重庆时，向我谈及他的感觉，他说：“我们都是体格健壮、意志坚决的青年人，来自不同的战区，临时参加此项迁移的工作。在工矿调整处担任技术员，待遇低微，仅能维持生活，工作危险，甚忙碌，然我们并不感痛苦。我们能将前方物资多向后方迁移一些，免资敌用，即觉得自己为国家多尽了一些责任。每日所接触的人群，是厂主、工程师、码头夫、工人、木船主、军队等，由于与各种不同阶级的人群接触，可增加许多社会常识与经验，在工作中，曾受过不少的欺骗与障碍。例如工厂主持人员的主意，有些真是志愿随政府一起走到后方继续制造生产的，有些则想尽办法以违抗政府的命令，有些竟想把机件窃存洋行堆栈以求避难一时，有些甚至利用时机投机生产，有些码头夫、工人、木船主又是如何刁难，想出种种理由，以求达到其抬高工资之欲望。工作时遇到种种困难，皆须谦和、敏捷、小心、勇敢、公正、随机应付，方能完成使命。得着长官们的指导，各员分工合作，增加了个人办事能力与工作效能。拆迁机件，需要经过绘图、标记、拆卸、装箱、登记、搬运、装船、领护照、报关、办保险等手续。白昼忙于工厂的督迁，及机器拆卸装运工作，又要时往码头各处不停奔跑，夜间则须预备计划及工作报告。工作是忙碌，精神倒是痛快！”他又告诉我，他们真想把武汉拆个寸铁不留。

工矿调整处留武汉人员于10月22日撤退时，分乘小火轮两艘沿江上驶，把无法前进的木船拖出险地，并督促其启碇开行。工矿调整处副处长张兹闿偕同职员孙东根、张恩溥、崔联翔等于22日离汉，赴宜昌转渝。业务组副组长李景潞于23日晨偕技术员单喆端乘车赴湘转桂，督促各厂早日复工。华成、新中两厂工人亦已分队前赴湘南。申新纱厂厂长章剑慧于24日晚乘最后一次飞机飞蓉转渝。武汉三镇遂于民国二十七年10月25日晨沦陷。

这次路过武汉起运的内迁厂矿，其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及登记有案者共304家，物资5018215吨，技术员工达万余人，分迁川、湘、黔、桂、陕及其他各省。各业之家数及吨位如下：

厂矿　　　　　家数（家）　　吨位（吨）

纺织染工业　　71　　　　　　26150.4

机器五金业　　122　　　　　 7314.3

电器无线电业　17　　　　　　3051.5

陶器玻璃业　　10　　　　　　2851.7

化学工业　　　31　　　　　　1725.5

印刷文具工业　22　　　　　　2149.1

食品罐头工业　15　　　　　　1723.9

煤矿业　　　　7　　　　　　 4832.8

其他工业　　　9　　　　　　 383.3

共计厂矿304家，机件物资共50180余吨。

7.沙市、宜昌物资之疏迁

工业建设的重心自民国二十七年6月起，已由武汉渐移至重庆。武汉撤退后，除却沙市尚有数厂外，已无厂矿大迁移可能。当时所应尽力办理者为如何使各厂矿恢复生产工作，如何建立新厂矿与所迁各厂密切联系，而尤为急要者是如何抢救留滞在宜昌的物资。工矿调整处于民国二十七年3月间曾派汪泰经氏赴宜昌设站照料各厂物资转运。5月初间，汪氏调往重庆，改派专员盛今杰及职员施才、钱文达前往。7月下旬，政府各机关人员继续西移，在宜昌候轮者人数逾万，大屋小户租赁一空。兵工署及民营厂矿物资络绎于途，在宜昌江边堆积如山。及至武汉撤退，宜昌岌岌可危，情形更觉混乱。各轮船公司之轮船已多为兵工、军需两署及政府机关统包装运军需要件。某轮船公司竟高扯外国旗以为规避。其时由宜至渝运费，兵工器材每吨30元，政府机关物资每吨42元，各轮船于是想出沿途加煤、腾出装煤吨位的办法以装运商货。每吨商货黑市运费竟达360元。我于9月15日在渝发动木船东下抢运宜昌物资，并派赵星艺、刘逢湘、童登厚、张祖赐四员分赴嘉陵江各船舶所催取木船。至10月间，各木船陆续启程。那时各机关有力者遇船即抢，船夫无法抗拒风声传播，木船多逗留黄陵庙附近，不肯再往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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