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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局“加减乘除” 中铝实现逆势突围2、考证抚顺70：望花有过的日式住宅楼3、郡县之治｜抚顺东洲区委书记：公布手机后曾每天很多市民来电

布局“加减乘除” 中铝实现逆势突围

2015年是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备受考验的一年，铝、铜等主要产品价格单边大幅下挫，甚至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生产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售价创下了20多年来的最低点。

但作为我国有色金属工业龙头企业的中铝公司，却在艰难的逆境下经受住了严峻市场环境的挑战，自2008年以来首次完成了国资委考核指标，实现了扭亏脱困、升级发展的长足进步。

在严峻的外部条件下，中铝公司充分利用行业低潮期的调整时机，通过实施“加减乘除”等综合措施，调整发展方式和战略，积极引领有色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为实现“十三五”的良好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

用“加减乘除”

撬起扭亏脱困的杠杆

去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也是葛红林从成都空降中铝出任党组书记、董事长后带领这个拥有近5000亿元资产的超大型国企全力扭亏脱困的第一年。

然而外部市场并没有为这场本就艰苦的战役提供温室，反而是来了当头一棒。2015年下半年以来，电解铝以及氧化铝的产品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跌，下跌幅度不仅超出了业内预期，铝价更是在年底击穿了10000元/吨的25年最低点，铝行业内成本售价倒挂，形势愈发严峻，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包铝美铝在内的国际巨头也不得不关闭其冶炼产能以减少亏损，抵御寒冬。

“我们不消灭亏损，亏损就消灭我们。”葛红林到任后不久，就在内部会议上严肃指出了持续亏损的后果。

从2014年底开始，中铝公司就预估了将要到来的困难，提早做好了扭亏脱困与升级发展并行的打算，按照“处置一批、盘活一批、培育一批、发展一批”的思路，制定了公司、各个板块及每个企业的脱困方案，在内部对企业进行评级划等，给脱困倒排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对技术相对落后、缺乏市场竞争力、扭亏无望的企业，实行了坚决的关停。

其实，这些年中铝公司的亏损，离不开一个核心要素——电。由于中铝公司的铝产品仍然占据着营收的大半壁江山，而电费又占到电解铝成本的40%以上，因此电价几乎对铝企的盈亏业绩具有“一票否决权”。

由于建设自备电厂需要国家审批，因此中铝公司自备电比例远落后于行业内民营企业，仍然在以每千瓦时5角左右的价格从电网购电，而竞争对手的局域网自备电每千瓦时不到2角。这几角钱的差距，反映到电解铝成本上，每吨差价就是几千元。中铝的生产成本在起跑线上就输得一塌糊涂。

因此，过去几年，中铝的扭亏工作很大精力用在增加自身煤和电的业务权重，形成煤电铝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弥合在电价上的巨大劣势。

葛红林提出，在弥补短板的同时，要把眼光放长放宽，既要加快整合内外部资源，也要创造新的发展优势，使扭亏脱困和升级发展两条腿共同前进。

2015年伊始，“加减乘除”的综合举措成为中铝公司实现战略的核心举措：做加法，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完善产业链条，多元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做减法，分企施策，解决“僵尸”企业，减少亏损面，消灭亏损点；做乘法，坚持创新发展，依靠创新驱动、科技进步打造发展新优势；做除法，强化资本运作，加快盘活处置低效无效资产。

要扭亏，首先是止损。必须做减法，解决“僵尸”企业。作为中央企业，中铝以往关停产能的难度很大，除了经济效益外，还必须衡量所担负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甚至用自身的亏损实现地方经济的平稳发展。而这种做法又进一步加剧了亏损，不仅没有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双赢，更是造就了“僵尸”企业。

因此，葛红林提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于解决“僵尸”企业的要求，把中铝真正作为市场主体，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扭亏无望的产能就是弥补不了的短板，必须坚决砍掉，不能拖后腿，让国有资产不断损失。

2015年10月24日，中铝公司旗下有“新中国第一铝”的抚顺铝业完成了对全部电解铝产能的关停。按照计划，除转型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碳素铝产品外，抚顺铝的产能将减量搬迁到电价更为低廉的地区。

除此以外，对于其他目前经营困难、亏损严重的企业，中铝公司也正在全力进行脱困解救，如果仍然无法具备在当下市场生存必须的竞争力，那么也将被关停。

对于做加法，葛红林给出了一个标准——干一件成一件，提出了四个方向——打好补短板的技改歼灭战，打好事关长远的项目建设攻坚战，增创多元发展的动能和贡献，增创国际化经营收益。

事实证明，科学的加法能让企业在寒冬中快速取暖回血。包头铝业几年前尚是中铝旗下亏损最为严重的电解铝企业之一，通过依托当地优质低价的煤炭资源，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建设自备电厂，形成煤电铝一体化产业链，不仅在扭亏路上打了个翻身仗，更是在2015年的市场下成了盈利大户。

按照这个思路，中铝正在山西吕梁与华润集团合作建设从煤、电、氧化铝到电解铝乃至下游产品的全产业链集群式铝工业基地，在内蒙包头与政府合作依托当地富集优质的能源条件建设国内一流的铝工业基地，在河北黄骅港与河北省政府、神华集团合作发展400万吨氧化铝基地。这些项目在布局上颇具优势、在成本上精打细算。比如黄骅港项目，利用神华集团返程的空载煤车运送氧化铝，运费优惠一半，成本极具竞争力。

做加法还要善于利用大环境带来的机遇。中铝公司调研发现，“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有不少人均用铝量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铝行业的市场发展空间十分广阔。因此中铝提出，要在资源能源丰富、市场需求旺盛的国家和地区，寻找投资建厂转移产能的机遇，逐步实现氧化铝、电解铝和铜、铝加工产能的全球化布局，并依此带动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走出国门。

做加法不是简单的堆积增量。“必须清醒地看到，中铝公司虽然大，但还不够强。大，在有钱的时候，可以靠投资、上规模来实现；而强，就必须靠科技创新”，葛红林的乘法思维就体现在这里。

中铝依靠科技创新来做乘法是有底气的，中国第一家氧化铝、电解铝、铝加工企业和都在中铝，从勘察院、设计院到研究院，还有多个国家级技术中心、国家冶炼工程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和研发技术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全国已授权的铝工业实用技术和发明专利，中铝公司占有80%以上，一些技术还输出到国际上，为全球铝工业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乘法带来的效益就是降本增效。仅就中铝氧化铝企业来说，今年依托优化工艺流程、降能降耗就降本10亿元，抵得上一个世界一流铝厂一年的利润。通过过硬的科技手段，中铝今年为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提供全部铝合金材，研制出了直接达9米的世界最大级航天用铝环，为国产打飞机C919的成功下线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实现了经济效益和政治责任的双丰收。

谈到除法，这似乎是最让人头疼的话题。这么大的国有资产盘子，闲置起来就是极大的浪费，还要付出人力财力做好维护；而要在风险最低的情况下，通过运作整合实现保值增值，难度不小。不过，逆境逼着中铝把资产盘活做了起来，不仅尝到了甜头，更是趟出一条路子。

中铝首先推进的是物流资源的整合。物流在2009年就被国务院确定为十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被媒体称为“21世纪最大的行业”。中铝公司凭借自己在多个省份的物流资源，希望推进大物流体系建设，首先成立了中铝物流集团，运营了中部国际陆港公司和西部陆港公司，陆续完成了企业内部物流业务的资产、人员整合，仅在2015年就实现增利5000万元。

紧接着，检修维护队伍被整合成立中铝工业服务公司，不仅完成内部的检修工作，更是依托所在的省份、城市开展增值工业服务。

思路一变天地宽，中铝工服今年的订单已经签到了土耳其的铝厂。而在以往，这些团队还需要为生计发愁。

土地是资产盘活中的大物件。中铝公司旗下许多企业，随着城市的规模扩大已经被包围于市区内部，既不便于城市规划，也不利于企业降本。围绕这些土地盘活，中铝公司提出了“退城入园”的策略，贵州分公司、甘肃华鹭等工厂搬迁进入专门的工业园区，原有土地进行盘活开发，获得可观的商业收入。

一个除法，开创了一片新天地。2015年，围绕盘活固定资产，中铝将部门闲置加工产能整合成立了中铝铝箔公司，重组了铝箔产能。组建了中铝资本控股公司，整合了内部资源，获得融资租赁、保险经纪、期货、基金等四类资质牌照，形成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以扩大高端需求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铝的产能过剩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一个夕阳产业。而有十多年钢铁从业经验的葛红林，以一个材料学博士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问题：钢铁行业风风火火发展了这么多年，身影无处不在。那么作为材料性能更加优异的铝，为什么还没有发展就已经显出疲态？葛红林认为，铝行业虽然困难，但铝制品在终端市场的应用是一篇大文章。化解铝行业的产能过剩，不能仅仅靠做减法，更应该通过扩大铝的应用，创造高端需求来做好加法，推动供给侧改革。

的确如此，与钢铁等金属相比，铝合金在性能方面优势明显。铝及其合金加工材料具有密度小、比强度高、抗冲击性能好、耐腐蚀、良好的加工成型性，且95%都可以回收再利用，回收再利用可实现节能95%，是实现绿色环保发展的首选金属材料。2015年，中铝特意组建了铝加工事业部，加强了铝加工企业战略管理，全面推进铝的应用推广。

扩大应用，中铝先从交通用材的轻量化入手。统计结果表明，汽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油耗可降低0.4升、二氧化碳排放可减少1公斤，在运行周期内，可累计减少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目前我国的交通运输业轻量化的进程明显落后于国外发达国家。以汽车为例，国外发达国家平均每辆车用铝150kg，而我国仅为100kg。而车身用铝的比重还将快速的上升，市场前景非常广阔。此外，在火车车皮料、卡车车斗料、航空航天材料、远洋运输材料等领域，铝都大有可为。

2015年年初，中铝公司成立了轻量化推进办公室，着手对汽车、船舶等交通运输业轻量化展开专项研究，对一汽集团、东风汽车、中集集团、中船重工等进行技术交流，深入了解我国交通运输行业的现状及需求。

2015年8月28日，中铝公司与武汉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拟在武汉建设生产基地，并在有色金属新材料、环保节能建材、汽车及轨道交通零部件等领域与武汉开展全方位合作。东风汽车与中铝公司联合成立“东风—中铝汽车用铝合金联合实验室”，共同开展铝合金在汽车领域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攻关。

2015年11月6日，中铝公司又与一汽集团签署了战略协议，中铝公司将作为一汽的研发支撑基地，为中国一汽的科技发展提供必要支持，双方将在汽车用有色金属材料、功能材料及应用技术开发等领域为对方提供科研交流、试样制备、性能测试等便利条件。

目前，中铝公司正积极联合中国工程院、下游汽车公司等酝酿成立“汽车轻量化有色金属应用国家工程中心”，旨在提高中国轻量化零部件制造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国轻量化和“以铝代钢”的跨越式发展。

此外，中铝公司正在筹建汽车零部件生产线，预计未来2~3年内可实现汽车铝制零部件的批量供应，完成由“材”到“器”供应模式的转变。

在积极推进汽车轻量化的同时，更大规模的运输材料轻量化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2015年，由中铝公司提供铝合金材料生产的1.3万节全铝运煤火车车皮亮相大秦铁路和神华铁路线，这些铝制车皮在保持列车安全稳定性的同时，大大降低了车身自重和能耗，大幅度提升了运力水平。全铝运煤车每节车皮比不锈钢车皮自重降低约2吨，以一天往返2趟为计，每节车厢可多运送4吨货物，显著提高了载重。铝代钢后，车厢使用寿命也将提高约20年，大大减少了车辆维护费。

建筑用铝的推广，是中铝公司主攻的另一大方向。这源于葛红林坐飞机时，从舷窗向下看到的大片彩钢板房和木质结构建筑。木材循环使用次数非常有限，钢材尽管循环使用次数多，但易氧化损耗，最终都成为了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采用回收率高达95%以上的铝合金材料替代木材和钢材制造建筑施工周转材料及工具，不仅解决回收循环利用问题，还能够减轻器械重量，降低劳动强度，并且非常节能环保。

发现这个广阔的市场后，中铝公司迅疾联合中国建筑成立了中建铝公司，积极推动建筑行业铝材料制品的应用，并积极研发生产包括复合材料、高分子材料在内的新型建筑材料 。

经过市场研究，中建铝实施以铝代钢、以铝代木计划的铝模架系列产品，仅在我国西南区域就可生产200万平米。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开发铝合金脚手架、轻型铝合金爬模、爬架体系，铝合金箱式房、铝基轻型可循环使用的建筑材料，替代现有的临建设施及周转材料工具。开发推广节能新型铝门窗等系列产品，实施老建筑的节能减排改造。用新型节能型门窗，解决现有建筑门窗能耗损失过高问题。

以优良的作风

凝聚团队改革发展共识

改革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在队伍，队伍能否干事的核心要素是风气。

2015年，中央第十三巡视组对中铝公司进行了专项巡视，发现了不少问题，尖锐地指出了这个庞大国企在重大决策、党组织建设、选人用人等一些列问题上存在的积弊。中铝党组提出，不仅要配合中央巡视，积极做好整改，更要借力中央巡视，正风肃纪，凝聚人心，打造一支敢打硬仗、能打硬仗的“虎狼之师”。

在上下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的过程中，中铝公司集中整治各级干部中普遍存在的“不严不实”问题，以及“习惯性麻木，出现亏损无所作为；习惯性回避，碰到困难绕道走；习惯性推脱，遇到问题推脱给客观；习惯性上交，出现问题依赖上级”四种坏习惯，培育新风正气，锻造过硬干部队伍，开展了“讲忠诚、讲尽责、讲拼搏、讲实效”大讨论。

葛红林提出：“领导干部如果不担责，心里不想事、手里不干事，关键时候不顶事，先下岗的不应该是群众，而应该是这样的领导干部”。要以三严三实活动和中央巡视、整改为契机，“扭掉坏习惯，扭出新作风”，要把“把政治优势转化为实现公司扭亏脱困、转型升级的经济优势”。

“好习百日修，恶习一日染”。为了激发全员参与改革、贡献改革的热情，彻底改掉坏习惯，在葛红林的倡议下，中铝开始举行定期的创新论坛。去年，创新论坛分别围绕“中铝机遇之我见”、“精细化管理之我见”、“提高工作效率”、“如何改掉坏习惯”，公司上下精神面貌大变样，激活了扭亏脱困和升级发展最关键环节。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例。2015年，中铝公司先后派出28个工作组开展线索核查和案件查办，给予276人党纪政纪处分，给予292人通报批评、诫勉谈话等，移送和正在移送司法机关33人，交流调整了11名在同一岗位任职8年以上的党组管理干部、53名在关键岗位任职5年以上的干部。

从去年7月16日到12月21日，中铝公司连续召开7次警示教育会，通报典型案件，达到了查处一个警示一片的效果，让不收敛不收手的收敛收手，让心存侥幸的知耻知止。

作风的转化带来的是管理上的精细化转变，而给企业带来的好处立竿见影。每天早上七点半，中铝公司班子成员和运行部门的负责人，都会汇集到总调度室观察、分析、研究每个企业的生产运营情况。去年12月初的一天早上，葛红林发现山东一家企业的发电量波动明显，低于正常值。经过询问分析，由于当地正值下雪，采购的煤炭被打湿，导致燃烧不充分影响发热发电，出现生产波动走低。原因找到了，这个企业立即找到供煤单位进行索赔，挽回了经济损失，更是对于所有发电单位，在类似问题上起到了有效的预警，实现了大工业的精细化管控。

尽管2016年中铝公司改革发展中将面临的困难依然不小，但是如果理清了思路，凝聚了人心，使足了干劲，那么其实最艰难的时刻就已经过去了。

考证抚顺70：望花有过的日式住宅楼

作家李想原创

如今走在抚顺望花区的大街小巷，看不出和其他街区有什么不同，21世纪后修建的高楼大厦充斥街道两侧，除了城东地区，望花可能是抚顺市内高层居民楼最多的地方。如果不查找历史资料，很难得知它是抚顺市最早成立的区。

1937年抚顺建市，共成立24个区，望花区取名望花台，是唯一一个保留下来的区名，可惜的是辖区内当年的建筑寥寥无几。

抚顺建市时望花区的面积只是现在的一小部分，以高压线为界，西侧为望花区，包括望花台和大瓢屯，东侧为工业区，包括小瓢屯和新古城子。当时满铁抚顺炭矿制定的都邑计划分三期，第一期建设大瓢屯住宅区，面积13平方公里，计划居住人口19万人，建设石炭液化工场(石油三厂)、轻金属工场(抚顺铝厂)、制铁工场(抚顺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等，并相应配置附属设施。最主要的附属设施是职工住宅，就是抚顺人口中的望花日本楼。

从功能上可将日本楼划分成两种：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住宅建筑又分成两种：寮和社宅。目前知道的寮有三个，分别是第一、第二望花寮和兵舍寮。社宅又分两种，南地区日本楼和北地区大房子，南地区日本社宅多得数不胜数，据说原来有313栋，当年住着日本工厂领导和技术人员，周围用铁蒺藜网做院墙，片区名为松岗町和山本町。北地区为排列的平房，当年住着中国普通工人，没有具体地名。建国后，望花区的三家大型工厂都新建了职工住宅，从20世纪50年代持续到90年代住房商品化铺开，绝大部分北地区的大房子被翻建，也有在日本楼中插建新房，动迁之前，南地区日本楼的居民多为普通工人。

望花的日本楼居民楼全部为二层建筑，至少使用五十多年，最早翻建的是盖县街东侧的石油三厂住宅，大致在21世纪之前的几年，之后其他日本楼陆续拆迁。2009年，为数不多的南地区日本住宅楼进入拆迁状态，官少博摄影师刚刚学习纪实摄影，正好单位的临时办公地点搬到了厂外，他用相机记录了其中一片日本楼最后的模样。他在《抚铝日本楼の生活片段》中写道：“我的童年曾有过短暂的日本楼生活经历，阁楼、木隔断、鞋架、拉门，特别是跑在地板上的咚咚声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中。”此后的几年，望花的日本楼被大片大片地拆除，一个以工业著称的老区失去了历史感。

望花区是抚顺市老建筑拆得最干净的地方，全国“三普”文物中，望花区普查时列入97处文物，由于李石街道和拉古乡划归沈抚新区，剩下46处，其中完全消失了26处，由建筑群变成单体建筑1处。2013年后仅有一座老建筑被保留下来，它是盖县街日式建筑群中的一栋，成为一座建筑的建筑群。

它的位置很隐蔽，在凌源街东侧的惠缘佳居院内的两座居民楼之间，是一座独栋的甲种社宅，共二层，室内带木楼梯，楼上带阳台，前后各有门，墙体有圆窗。楼体下部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防潮通风口。2020年，该楼被列为望花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现在作为社区的杂物仓库。近几年，小红书上掀起一股拍摄老建筑的风潮，不少抚顺本地摄影师拍摄过这座建筑，它凭借精美的造型和幸存者身份成了抚顺的网红打卡地。

望花的日本楼数量庞大，分布较为集中，只占几个地块：西起辽中街，东至海城街，北起雷锋路，南至辽阳路。这与烂尾的都邑计划有关。1936年—1939年，三家工厂从建设到投产，需要大量的配套设施，于是在铁道线以北收买土地修建职工住宅，将大、小瓢屯连成一片，企图分三期把抚顺其他的空地建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本土忙于与美军为首的盟军交战，抚顺都邑计划的实施也随着停滞。所以望花区原有大量的日本楼都建于1937—1938年，是与三个工厂配套的日本职工住宅。经历了欧式风格、和式风格、中式风格后，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职工住宅综合以上风格呈现出向现代主义过渡的趋势，由强调外观转向注重实用，同时，出现带有复制性的建筑。当时抚顺市内一张图纸批量建设的情况除了出现在望花，还有新屯、龙凤，但望花的日本楼是建成时间最晚的。

从2011年开始，我就关注抚顺市区的老建筑，当时新屯西街南部和望花已经拆迁，一两个月我就到这些地方看一看。2012年夏天，整个望花地区只剩下16栋日本楼，并且正在搬迁，我看见隔三差五有倒骑驴停靠在楼群中，床、沙发、椅子被布条绑在车斗里，等待和它的主人一起远行。我依然记得2013年春节前后望花区最后一片日本楼群拆迁时的情景，那是一天傍晚，我来到这里时16栋日本楼已被勾机推倒，它们整齐地坍塌，没有阻隔楼群之间的路，孤零零地就像一座座坟丘。印象中这些建筑是破坏性拆除的，不知砖头为何没有被再利用，但建筑很坚固，没有被破坏的残垣断壁依然挺立着，在做无谓的抗争。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在想，除了那一座特意保留下来的日本楼，望花区再也没有日本住宅楼了，再也没有一些职工住了两代人的老房子了，再也没有打跑侵略者以后分到房子感觉成为主人翁的喜悦了。

张波老师编著的《抚顺工业文化遗产调查与思考》中有抚顺“三普”近现代文物名录，可知望花区的日本住宅楼包括炭矿机械厂厂长住宅、凤城街日式住宅及锦州路、辽阳路、盖县街三处住宅群。

住宅是现在对社宅的称呼，社宅更加侠义，除了寮以外的住宅，还有社员住宅的意思，简单地说是公有住宅。当时的社宅等级分为四种，每栋一户为甲种，每栋两户为乙种，每栋四户为丙种，每栋八户为丁种。甲种社宅左右不对称，有正门和侧门。乙种、丙种、丁种社宅左右对称，有的为南北穿堂入口，只有一座内楼梯，有的内外楼梯各一座，外楼梯从二楼伸向地面。除室内越层的之外，大部分楼都有阳台，甲、乙种社宅的阳台在一楼某间房的屋顶，丙种社宅的阳台是外楼梯旁边多出来的部分，丁种社宅在穿堂走廊的楼梯两端。现在来看这些社宅面积很小、举架很低，但功能很齐全，每套住房都有主卧、次卧、厨房、厕所，厕所是干湿分离的，丁种社宅以上还配备浴室，浴室中有浴盆、浴霸灯。

这些社宅大体一样，在设计细节上略有不同，都是砖混结构，坡屋顶上铺水泥瓦，人字架和门窗及室内设计全部采用木制，主卧带飘窗……由于建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此时建筑外墙已采用清水墙和混水墙结合的方式，门洞和墙围镶嵌挂釉陶土贴面砖。室内和以前的风格一样，配备地板、拉门、墙柜。

其中，炭矿机械厂厂长住宅为甲种社宅。凤城街日式住宅为丙种社宅。锦州路日式住宅群共16栋，均为丁种社宅。辽阳路日式住宅共6栋，丙种1栋，丁种5栋。盖县街日式住宅群有43栋，甲种4栋，乙种5栋，其余为丙种。这些建筑共67栋，除盖县街日式住宅群中保留的一栋甲种社宅，其余全在2009—2013年拆除。此外，我找到了2009年的卫星图，发现在全国“三普”中，还漏掉了6座海城一街的日本楼，如是说，在文物普查前存在73座日本住宅楼。如果再加上普查时正在拆迁的18座日本住宅楼，在2009年时望花区日本住宅楼存占总量的三分之一。

被列入文物的日本住宅楼是按照附近街路命名的，原本望花的日本住宅楼并没有被划片，那么当年全部建成后到底有多少呢？我发现绘制的地图标注得都不太明确，只有卫星图依稀能辨认出大概模样，我大概数了，应该在270座左右。由于望花的日本住宅楼主要隶属于三大工厂，我找到了《抚顺石油三厂志》《抚顺铝厂志》等书，在《抚顺铝厂志》上看见了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住宅楼鸟瞰图，这是从飞机上拍下的照片。尽管照片只取了属于铝厂的那部分楼，但也非常珍贵，让人们一睹当年抚顺大工业的壮观景象。

我小时候的望花区日本住宅楼已经不完整了，但还成片。在我的印象中，这些楼的外墙很埋汰，墙皮像被烟熏过似的，有的已经脱落，外阳台上落满了灰尘，只是外墙很少有裂缝。楼群之间杂草丛生，裸露的土地有很大面积，但每到夏天就能看见开得鲜艳的各种各样的花。整个区的日本住宅楼群中，有两座水塔，分别在光明街和海城街，两者基本一样，我有点区别不出来。后来我才知道这都是全国“三普”文物，它们和那些日式社宅一样，毫无例外地被拆了。被拆以后，我买到一张老照片，照片上一个婴儿坐在婴儿车里，身后就是其中一座水塔。我辨认不出照片的具体拍摄年代，只觉得看着照片仿佛穿越了历史。

老抚顺人一直管这些楼叫日本楼，在我看来日本楼与日本关系并不大，它们建于“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人居住时间不足十年，中国人却住了两三代人，的确是日本人设计，但原材料来自中国，施工的是中国人，所谓日本楼只是带有日式风格的中国楼。拆掉了这些楼，就是拆掉了抚顺近代工业的见证。

望花区本应是抚顺的“铁西区”，却与真正的铁西区一样充满了无数遗憾，好在铁西区的几个老工厂变成了文化园区，这张共和国的工业牌在现实中有迹可循。从抚顺望花的三家老工厂及抚矿机修厂中很难寻觅历史了，铁路以北的三百多座日本住宅楼只剩下一座，望花区可能除了雷锋纪念馆和煤矿博物馆真没什么可看的了。

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尽管望花没留下多少文物，但并不妨碍望花的热闹，你去雷锋路走一走，会发现比站前地区繁华多了。路旁大大小小的饭店到了很晚才打烊，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不太宽阔的街道配上很大的容积率，繁华与拥挤同在。一边是没有特色的雷同的高层居民楼，一边是鱼贯而出的居民，以往对历史文化的破坏并没有阻碍吃喝玩乐的发展。

2024—03—10

郡县之治｜抚顺东洲区委书记：公布手机后曾每天很多市民来电

【编者按】

郡县治，天下安。

习近平同志曾说过，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尤其县委书记“官不大，责任不小、压力不小”。澎湃新闻推出“郡县之治”专题，展现处于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承上启下关键环节的县（区、市）主要官员们的思考与努力。

推动大旅游产业大提升，是东洲正在主打的一张发展牌之一。图为东洲区的萨尔浒风景。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是辽宁省水源地——大伙房水库的所在地，这里也是贯穿整座城市的浑河的上游。

最近，每天上班时路过河边，区委书记王玉霜都会停下来看看。隆冬的浑河，水面冻结了踏踏实实的冰。来滑冰的市民每天都不少，旋转穿梭的冰刀，给冰面留下道道印辙。对岸，新的建设项目不断落实进蓝图。

从出任东洲代区长、区长，到区委书记，2013-2018年，5年过去了，河岸传来与日俱增的欢笑声，以及城市街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东洲区作为老工业城区，面临着转型发展的沉重压力，加之原区委书记徐波“五罪加身”（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滥用职权罪）案件给东洲区造成的极大影响，东洲区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工作经受着多重压力考验。从东洲区成长起来的王玉霜，在紧要关头受命回到家乡担任区长，并于2016年接任东洲区委书记。百废待兴，在重整东洲旗鼓的过程之中，因为女区委书记的身份，她始终被各界关注。

如今她用成绩单回应一切：东洲区已经确定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力聚焦经济发展、全心服务社会民生的“三全”发展思路，形成了“四大产业+四区目标”发展战略，提出了打造全市经济实力最强城区、城乡环境最干净城区、社会环境最平安城区的“三个之最”发展目标。2017年，东洲区预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09.6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8.1亿元、同比增长13.9%，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650元、增长6%，主要经济指标稳居全市前列；信访稳定实现减量退位，全省综合排名从2013年第5位降至2016年第34位。

“东洲是老工业基地，经济困难、基础设施落后，多年来一直面临着产能淘汰的现实。我回到东洲工作后就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我们干部的辛苦指数换来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让他们都能找回久违的自尊和自信。”1月6日，王玉霜接受澎湃新闻专访，回顾这5年在东洲的执政之路，数度落泪，“我在工作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做法’，就是做任何事都要先设定终极目标，以成功为答案，只要想好、定准的事，不管千难万险，也一定要做好、一定要成功，从不设定失败，现在看来，我基本做到了。”

2016年，王玉霜接任东洲区委书记。百废待兴，在重整东洲旗鼓的过程之中，因为女区委书记的身份，她始终被各界关注。

【对话王玉霜】

加强党的建设

创立“五位一体”工作机制，出台十项纪律“禁令”

澎湃新闻：2014年4月，东洲原区委书记徐波被“双规”，经查实，他犯有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滥用职权罪共5项罪名，随后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徐波主政东洲8年，他的落马带给东洲官场极大的震动。接任区委书记之后，你是如何去修复政治生态的？如何去加强党的建设？

王玉霜：东洲区要实现大发展，人是关键因素。针对政治生态受破坏后，一些干部中存在的人心涣散、作风漂浮等现实问题，我们聚焦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坚持用雷锋精神建区育人，用雷锋精神引领干部作风转变，用干部作风转变推进从政环境建设，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首先要做的就是领导带头，在示范打样上作表率。我们区的四家班子高度团结，务实苦干，区委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力支持政府抓落实，全力支持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区政府全力高效抓落实，确保区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区人大、区政协积极围绕中心主动作为，形成了四个班子协同推进、协同创新、协同落实的良好局面。区级领导勇于创新、勇于担当、勇于奉献，在项目建设、信访稳定、抗洪抢险、服务民生等重点工作中哈腰动手、勇挑重担，为全区党员干部树立了样板，打出了模板。

我们实行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各级干部实名制联系各类群众代表1.5万余名，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打通了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激发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激情，也将强大的正能量和党员干部的忠诚形象重新注入人心。

雷锋精神是抚顺的一个闪亮的符号，我们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注重典型引领，在营造氛围上下功夫，深入开展“争做雷锋式党员，争创服务型党组织”活动，通过设立学雷锋志愿服务日、学雷锋联系点、学雷锋示范岗等载体，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学雷锋活动，为基层群众解决各类困难、矛盾和问题2500余件。还实施了干部、人才、典型培选工程，注重在重大工程、重点工作中选树优秀干部代表，同时发挥基层典型的感召引领作用。

澎湃新闻：东洲当前的干部选拔有哪些特点？

王玉霜：这两年，我们一直在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强化正向激励。针对东洲区的实际，区委提出，注重从基层一线选干部，从急难险重的岗位上选干部，从产业发展的主战场上选拔培养干部，将干部工作表现与评先选优挂钩、与绩效考核和干部管理使用挂钩，形成选人用人靠工作、靠实绩、靠人品、靠公认的风气。

我们创造性地建立了重点工作授权制实施、清单制管理、销号制推进、督查制考核和问责制追踪“五位一体”工作机制。这个机制主要是针对因受到处分而暂时没有岗位的干部，采用授权制来授予他负责这个岗位工作职能的权利，他就要把责任清单拿出来，干完一件就销号一件，然后督查组去考核这些工作到底干没干、干得怎么样，如果没干好、没干完，就要问责制追踪，问责处分绝不含糊。这项机制的创立实施，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确保了有人干事、高效干事、干净干事。目前我们通过授权制启用了受处分干部20余名，通过挂职方式启用混岗干部17名，对处分期满、工作表现较好的干部，经上级组织批准，按照人岗相适的原则也给予了安排，我们还消化超职数、超规格配备干部近200名。

为了充实东洲区干部队伍，最近市委组织部给我们选派了12名挂职干部，市纪委还派来了一名干部任区纪委副书记，他们都已经到岗位上挂职，至少两年。这些干部不仅都年轻有活力，而且政治素养高、综合能力强。市委给予的支持，帮我们解决了重要岗位无人可用的问题。

抚顺市东洲区石化新城。东洲区委宣传部供图

澎湃新闻：我了解到，东洲在去年出台实施了一项《整肃干部作风“十严禁”纪律规定》，10条禁令十分细化，连具体的表现行为都描述在内，有干部反映，现在在东洲当干部相当难，每时每刻都如履薄冰。你出任书记之后，是否将对东洲干部的纪律要求提高到空前的标准？

王玉霜：从国家到省市，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一直都是非常严格的，对于东洲来说，就更要严上加严。如果每个干部都很随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我们这么做，本身就是对干部们负责。所以，严格的纪律要求，正是能起到保护干部的作用。

干部不严于律己，负面效应是特别大的。如果有的人在工作时间玩电脑、玩游戏、上网炒股、晚来早走，却没有严肃处理，身边的其他干部就会觉得，大家同样都是公务员，凭什么你就可以随随便便？时间长了，有些干部就会受到影响，逐渐放低政治觉悟，久而久之干部的心就散了，队伍也就涣散了。

用最严格的纪律去约束干部，是我们履职尽责的一个重要内容，更是党组织对我们的要求。通过出台《整肃干部作风“十严禁”纪律规定》，对干部具体言行进行纪律约束，使广大干部紧张起来，主动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树立了干部队伍良好形象。同时，我们坚持严爱相济，通过创设“共产党员暖心工程”，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谈心谈话制度，落实干部容错免责办法，在思想、工作、生活、心理等多方面给予党员干部关心关爱。现在全区干部想干事的多了、不作为的少了，重实绩的多了、讲困难的少了，争先进的多了、拖后腿的少了，形成了“区委想干成事的干部、干部想干成事”的浓厚氛围。

聚焦经济发展

从“地下室”起步实现反超，经济增速跻身全市前列

澎湃新闻：有个说法，抚顺是辽宁的缩影，而东洲是抚顺的底片，有“煤都”之称的抚顺，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正在面临经济转型的挑战。面对亟待转型的业态环境，东洲经济的出路在哪里？

王玉霜：东洲区是老工业城区，传统工业企业比较多，抚顺市主导的煤油电钢铝产业中，6个生产煤矿有5个在东洲，5个电厂有3个在东洲，抚顺石化所属超过70%的企业也都在这。东洲经济的出路，就是要不断夯实工业的主导地位，加速优化经济结构，让实体经济稳步快速增长。为此，我们首先做的就是捋顺经济发展思路，努力建立一个完整、科学、符合地区实际的经济发展体系，逐步形成了“四大产业+四区目标”的发展战略，主要是打好“四张发展牌”。

第一张牌是推动大石化产业大发展。我们以创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目标，积极对标山东淄博临淄区，坚持以升促建，深化央地共建，加强科技创新，提供要素保障，为石化企业发展和产业集聚创造条件，引领高新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平台上创新发展。高新区先后获批省循环经济产业园、国家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核心园区，现已被正式纳入《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按照“小管委会+大公司”的管理模式，全面启动抚顺高新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组建工作。积极抓好央地共建，加强原料产品上下游对接，延伸产业链条，做大做优C4、C5、C9深加工和特种蜡项目等精细化工产业，组建抚顺中油高新油气销售公司，成立全市首家央地共建混合所有制企业。着力鼓励创新创业，与清华启迪之星合作共建“孵化器+加速器+大学科技园”项目，引进复旦大学陈芬儿院士工作站、中科院宁波所碳材料工程技术中心等项目，为企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加强要素支撑保障，投资700万元设立3.5亿元规模的“普惠贷”融资产品，引进元泽基金（石化板块）、国拓同益石化引导基金，为企业提供金融资支持。

工业主导的东洲，是抚顺的底片。

第二张牌是推动大旅游产业大提升。我们以打造辽宁中部城市健康休闲旅游度假区为目标，依托山水资源的天然秉赋，打造“一核一带三区四镇”全域旅游格局，与辽宁省城乡建设集团签订抚顺市首个特色小镇签约项目—白家店民宿美食特色小镇项目，这是东洲区作为地方政府首次与省直国企合作；“北方苏杭”健康小镇建设稳步推进。

第三张牌是推动大物流产业大融合。我们以建设全国知名现代物流产业集聚区为目标，规划建设抚顺东站石化物流园、章党综合物流园、海新商贸物流园，打造以龙头企业带动的三大物流服务平台，依托同益物流创建的第四方智慧物流平台、荣昌物流搭建的智能运输平台、畅通物流运营的仓储物流平台已经投入使用。

第四张牌是推动大生态+大健康产业大突破。我们以建设三产融合示范区和健康产业集聚区为目标，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实施龙头企业提升行动，成功引进禾丰牧业集团投资10亿元年产50万头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和辽宁后金生物、汗王醉酒业等一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还突出打造生态特色农业，引进推广高产优质品种和科学管理技术，大力发展集采摘观光、休闲养生、健康旅游为一体的哈达镇近郊农业，扶持葡萄、香瓜、草莓和山野菜等优势农产品生产，优势农产品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逐年上升。围绕打造健康产业集聚区，我们大力发展健康产业，成功引进富虹集团投资2亿元的高锶矿泉水项目和以澎健药业、潍麟生物等为代表的一批生产成品药、医药中间体和保健品的健康产业项目。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东洲的经济发展已经得到了很大提升，从原来的全市垫底跃升到全市前列。东洲区由于基础薄弱、欠账较多，加上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发展的道路异常艰辛坎坷。东洲区的发展如同从地下室起步，现在不仅迎头赶上，还实现了反超。

澎湃新闻：招商引资与营商环境的塑造，也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最近这些天，企业家毛振华控诉黑龙江亚布力管委会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而且随着舆论逐渐发酵，“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再度被提起。东洲这些年是怎么做的？

王玉霜：曾经也有想来东洲投资但又有所担忧的企业家问过我相似的问题，而且为数不少。过去的确有“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到东北投资的“JQK”。历史上的问题我们不可回避，但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改变这种局面。

东洲这几年非常注重营商环境建设，逐渐营造出了一个新的“JQK”。我曾经在招商引资中向一名南方来的企业家解释了这个新的“JQK”：J就是营造好的营商环境，用政府的诚信、“亲”“清”政商关系、良好的资源，以及各级干部的人格魅力和自身能力，把企业吸引并勾（J）进来；Q就是用良好环境把人留住，用优质的服务持续跟进，让企业安心地留下来、圈（Q）下来；K就是各级党委政府用行政权力和责任担当，把所有影响企业发展的障碍全部清除掉、“K”出去。

现在发展经济，比的就是哪里能创造更优的投资环境，以及哪些地方的干部招商能力更强、服务水平更高。我当区长时，在打造营商环境中，就确定了四件事：第一就是打造诚信政府，答应老百姓的事，答应企业的事，绝不能说了不算；第二就是打造法治政府，一定要依法行政，靠法制来规范市场行为和干部行为；第三就是打造服务政府，这是营商环境塑造的最重要内容；第四就是打造高效政府，坚决杜绝办事拖拖拉拉。

我们还要为企业和老百姓办几件特殊的事，第一件就是让他们最多跑一趟，宁可让政府跑、让干部跑，也坚决不能让老百姓和投资者跑；第二件就是推出承诺制审批，目前也正在以东洲区高新产业园区为主体进行试点，通过政府先评估再承诺，变“先批后建”为“先建后批、先建后验”，进一步缩短审批时限，加快企业和项目建设进程。

倾力发展民生

手机号码面向群众公开，超8成财政支出用于民生

澎湃新闻：打造良好的政治与经济环境，终究是要服务于民生的。这几年东洲在民生建设上采取了哪些措施？有什么变化？

王玉霜：这几年我们工作的重心，就是解决群众实实在在的问题，就算财政再紧，也绝不能欠了民生的帐，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去争取资金。2017年，我们区财政总支出的82.56%全部都用于民生建设，支出各类民生资金6.4亿元。近几年，我们把大街小巷的路都修完了，过去坑坑洼洼的路全都平坦了；我们还给群众修广场、建文化阵地、建社区、建村部，累计投资8000多万元来扩大生活空间；我们还完成了65万平方米的“暖房子”工程和8059户棚改居民搬迁；投资1.5亿元改善校园环境，完成全区中小学校舍改造，高分通过国家和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这些是百姓们最摸得着、看得见的实惠。

每年我们的干部都要通过“知民情、办实事、解难题”活动走进基层，征求百姓意见，2017年我们为群众解决了2500多件大事小情。2013年我刚回到东洲区时，全区全口径信访案件4000多件，我经常接到老百姓的电话，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两年，我们按照事要解决、息访销号和全员接访、全员处访的工作要求，采取“高密度调度、精准度研判、大力度销号、超强度打击”的工作措施，推行“7+2+X”重大疑难信访专题会议制度，采取“五级处理+问题清单+顶层协调+督查推进”信访处置模式，实现清仓起底案件化解率92.5%，信访稳定实现减量退位，在全省综合排名从2013年第5位降至2016年第34位，2014-2016年度连续3年被评为省级平安示范区。

澎湃新闻：你经常接到市民的电话反映问题？你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吗？

王玉霜：对，我之前在媒体上参与节目时，公布过我的手机号码，很多市民就记下来了，有人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会给我打电话。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会接到很多的市民电话。为了能解决每个人的问题，不让百姓感到无助，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每个问题我都会安排专人去解决。但是这两年向我反映问题的电话越来越少了，这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民生服务工作确实都落到了实处，干部们就在百姓们身边，为他们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

澎湃新闻：2013年，你在当选区长时说，代表给你投上这一票，就等于发给你一张准考证，让你走进一个新的考场，迎接一场新的考试，这个考场就是东洲这块大地，考题就是东洲发展，考官是东洲人民，标准答案是人民幸福与满意。现在五年过去了，你觉得这次考试你能打多少分？

王玉霜：打70分吧，我还有太多的事没有办完。我是土生土长的东洲人，我在这里工作生活了32年，直到1996年调到团市委，之后在外工作了近18年，又返回东洲工作。我就职之后曾经说过，我是东洲的女儿，现在我长大了，可以给家乡父老挣钱了，我要回来建设家乡，我来了就没想走。我的家乡东洲是老工业基地，经济困难、基础设施落后，多年来一直面临着产能淘汰的现实，发展陷入困境，父老乡亲也多受了不少苦。这样的形势促使我下定决心，要让东洲区这个大家庭里的所有人都吃上饭、开上资，民生工作都得到保障，每一年的环境都要变得更好，经济也要有更大的发展。一定要通过我们干部的辛苦指数换来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让他们都能找回久违的自尊和自信。

我从担任区长到后来担任区委书记，这5年间，一直都在花最大的力气去发展经济、保障民生、改善环境。我在工作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做法”，就是做任何事都要先设定终极目标，以成功为答案，只要想好、定准的事，不管千难万险，也一定要做好、一定要成功，从不设定失败，现在看来，我基本做到了。但我仍然要保留30分，因为，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对党和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他们给我出的考题也一直在不断变化，我要继续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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